汪爺爺講故事系列之第十講——分類械斗與省籍矛盾

汪爺爺講故事系列之第十講：

 

分類械斗與省籍矛盾

 

——臺灣社會的舊傷與現(xiàn)代病

 

汪毅夫

 

聽者諸君可以發(fā)現(xiàn)，本次演講的講題和副題各是“雙元結構”：分類械斗/省籍矛盾，舊傷/現(xiàn)代病。

 

為了講述的方便，我依次解讀如下“雙元結構”：移民社會/定居社會，地緣組合/親緣組合，分類械斗/宗族械斗，民間私斗/政治操弄，舊傷/現(xiàn)代病、分類械斗/省籍矛盾。

 

01.移民社會/定居社會

 

臺灣在歷史上經(jīng)歷過移民開發(fā)的階段，即移民社會的階段。大約在清代咸豐年間(1851—1861)，臺灣社會逐漸從移民社會轉型為定居社會。

 

移民社會的人口增長約等于移民（主要是男性單身移民）數(shù)量的增加，即移入增長，定居社會的人口增長則屬于自然增長。

 

與此相應，移民社會、定居社會各自發(fā)生的社會問題會有一些不同。

 

按照社會學家的解釋，社會問題就是妨礙社會成員共同生活、共同進步的問題。

 

我在《閩臺婦女史研究》（海風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里報告說：在臺灣移民社會階段，人口增長既以移入增長為主，移入的人口基本上是男性單身移民，由此派生的則是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的問題即“男多女少”的問題。在“男多女少，匹夫猝難得婦”的情況下，自然不會發(fā)生溺棄女嬰和錮婢不嫁的社會問題。進入定居社會以后，人口增長以自然增長為主，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的狀況逐漸改變，于是溺棄女嬰、錮婢不嫁的社會問題發(fā)生了。

 

02.地緣組合/親緣組合

 

移民社會、定居社會的社會結構也不相同。

 

移民入臺，多是同鄉(xiāng)結伙而來。到了臺灣，“宗族之親少，洽比之侶多”(高拱乾：《臺灣府志》)、“流寓者無期功強近之親，同鄉(xiāng)并如骨肉矣”（周鐘瑄：《諸羅縣志》）。于是，同鄉(xiāng)移民的地緣組合是移民社會主要的社會結構。

 

當然，地緣組合如“閩粵分類”等是移民社會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社會結構。

 

20年前，我在《中國文化與閩臺社會》（海峽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一書報告：在臺灣移民社會“閩粵向來分類”的現(xiàn)象背后、在地緣組合之外另有一種民系（客家民系、閩南民系）組合的社會結構。如林樹梅《與曹懷樸明府論鳳山縣初政事宜書》記：“閩之汀州與粵連界，（在臺灣）亦附粵莊”，姚瑩《東溟文集》謂：“粵人黨粵，潮雖粵而亦黨漳”。

 

定居社會的社會結構主要是同宗移民后裔的親緣組合。

 

03.分類械斗/宗族械斗

 

吾師陳孔立教授在其學術名著《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指出：“分類械斗是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的一個特殊現(xiàn)象。它從乾隆中葉開始逐漸發(fā)展，到了嘉慶、道光、咸豐年間達到高峰，成為臺灣社會一個嚴重問題”。

 

《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于1990年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后，又有九州出版社的增訂版和重印本，在學界備受推崇。

 

清人趙翼《檐曝雜記》記：“閩中漳、泉風俗多好名尚氣。……民多聚族而居。兩姓或以事相爭，往往糾眾械斗，必斃數(shù)命”。這里所記，是漳、泉兩地宗族械斗的共同情形。在臺灣移民社會里，械斗往往不是“兩姓”之間的械斗即宗族械斗，而是以地緣為類、為組合單位的械斗如“漳、泉拼”。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分類械斗是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的一個特殊現(xiàn)象”。

 

分類械斗是以地緣為組合單位的械斗，是移民社會的特殊現(xiàn)象；宗族械斗則是定居社會里以宗族為組合單位的械斗。

 

04.民間私斗/政治操弄

 

械斗(包括分類械斗)屬于民間私斗，其起因和過程基本上不涉及政治和官府的因素，但在善后階段往往有官府或官兵介入。

 

咸豐九年(1859)，曾任福建汀漳龍道、福建布政使的張集馨在其《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記其同咸豐皇帝的答問，其文略謂：

 

上曰：“彼處械斗，始于何時？”對曰：“臣查《漳州府志》，盛于永樂末年，其始則不可考”。上曰：“械斗是何情形？”對曰：“即戰(zhàn)國合縱連橫之意。大村一族，同姓數(shù)千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數(shù)十家及百余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糾數(shù)十莊小姓而與大族相斗。”上曰：“地方官不往彈壓么？”對曰：“臣前過惠安時，見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齊。大姓紅旗，小姓白旗，槍炮刀矛，器械具備，聞金而進，見火而退。當其斗酣時，官即禁諭，概不遵依。頗有父幫大姓，子幫小姓，互相擊斗，絕不相顧者。”上曰：“殺傷后便當如何完結？”對曰：“大姓如擊斃小姓二十命，小姓僅擊斃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數(shù)需索命價，互訟到官。官往查拿，早經(jīng)逃逸。官吏營兵將其村莊焚毀，通緝捕拿。亦有日久賄和，不愿終訟者。”上曰：“命價每名若干？”對曰：“聞雇主給尸親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臣每笑其勇則有之，忠則未也。”

 

這段答問說明械斗屬于民間私斗，其起因、過程和善后基本上不涉及政治和官府的因素，如民間所謂“私斗私了”。

 

也是在咸豐年間，臺灣道徐宗干在其《壬癸后記》里記1852年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因午后雷雨避免了一場械斗的神異故事，并謂“非此雷雨，則斗必成，而傷害之人多矣。神之靈也，民之福，官之幸也。”

 

顯然，作為民間私斗的械斗完全不是“政治操弄”的問題。

 

05.舊傷/現(xiàn)代病、分類械斗/省籍矛盾

 

械斗(包括分類械斗)曾經(jīng)是臺灣嚴重的社會問題，是臺灣社會的舊傷。

 

臺灣俗諺“咸豐三，講到當(當今)”常被用來謂人舊事重提或者老調常彈。

 

咸豐三年，臺灣發(fā)生了“泉屬四縣”即“晉（晉江）、南（南安）、惠（惠安）三邑”移民與同安縣移民的大規(guī)模械斗，人員傷亡、財產(chǎn)損失嚴重。

 

咸豐以后，宗族械斗取代分類械斗成為臺灣民間械斗的主要形式。

 

“咸豐三，講到當”，涉及地緣組合的分類械斗在臺灣社會轉型為定居社會以后已不再發(fā)生。

 

誰也不曾料到，同樣涉及地緣組合的省籍矛盾成了當今臺灣社會的現(xiàn)代病。

 

與分類械斗的舊傷不同，作為臺灣社會現(xiàn)代病的省籍矛盾從來充滿政治和官府的因素，從來不離政治操弄的推動。

 

在社會治理方面，政府有責任防范和處置社會問題。

 

人稱“腐敗無能”的清代官府，尚且視規(guī)避社會問題為“神之靈也，民之福、官之幸也”。

 

若有所謂“政府”樂衷于透過政治操弄來制造社會問題、撕裂社會，則天譴民怨，不知其如何收拾也？

 

（本文為汪會長演講的節(jié)錄稿/整理 劉強）

 

2016年9月1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