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誤讀:托爾斯泰在中國的命運
編輯: 陳豪 | 時間: 2014-12-05 15:04:19 | 來源: 北京青年報 |
托爾斯泰(油畫)
因國家博物館的“列夫·托爾斯泰與他的時代”展,這位禁書作家再度引起國人關(guān)注。
過去一百年,列夫·托爾斯泰在中國從沒冷落過,卻也從沒被正確解讀過——他是思想家、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俄羅斯的良心、不朽的人,偏偏不是小說家。
“現(xiàn)在俄羅斯適合正直人的唯一地方就是監(jiān)獄”“人生不是一種享樂,而是一樁十分沉重的工作”“所有幸福的家庭都一樣,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樣的話,人人耳熟能詳,可多少人真正啃完了他的三大代表作?《復(fù)活》、《安娜·卡列尼娜》、《戰(zhàn)爭與和平》。
列夫·托爾斯泰在中國的接受史,其實就是一部誤讀史,一次次功利性地開發(fā),讓我們一次次與小說之美擦肩而過。
1900年,上海廣學會出版《俄國政俗通考》,首次推薦了“劉都斯篤依”(即列夫·托爾斯泰):“時年23歲。投筆從戎,入卡利米亞(即克里米亞)軍營效力。1856年,戰(zhàn)爭方止,離營返里,以著作自娛。生平得意之書,為《戰(zhàn)和紀略》(即《戰(zhàn)爭與和平》)一編,備載1812年間拿破侖伐俄之事。俄人傳誦之,紙為之貴。”
1906年,托爾斯泰作品有了中文版,即《托氏宗教小說》,由6個文學價值不高的短篇組成,出版理由是“中國小說,怪誕荒唐,蕩人心志”,而“泰西小說,或詠言,或寄意,可以蒙開學,瀹民智……雖曰小說,實是大道也”。
當時西學東漸正在潮頭,國人不明取舍,揀選只看名頭,托爾斯泰因此被夾帶而來,赫然成了啟蒙家。李大釗的《介紹哲人托爾斯泰》、王國維的《托爾斯泰之近世科學評》、天貺的《宗教改革偉人托爾斯泰之與馬丁路德》、蔣夢麟的《托爾斯泰人生觀》,均脫離具體文本,抽象地去談托爾斯泰的“思想”。
中國第一次“托爾斯泰熱”在“五四”前后,此時他長篇小說還沒譯成中文,除了“思想”,人們無從下嘴。那一代文人更喜歡匕首與投槍,既然靠短篇小說與雜文也能贏得知名度,也能兌現(xiàn)出現(xiàn)實利益,那么,誰還肯去操練高風險的鴻篇巨制?
短,則空間狹窄,只有把問題簡單化,變成黑與白、正與邪的二元對立,才有審美快感。于是,陳獨秀贊托爾斯泰“尊人道,惡強權(quán)”,郭沫若稱其為向舊秩序挑戰(zhàn)的“真正的匪徒”,魯迅則說“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一掃而空”。就這樣,托爾斯泰穿上了“二十世紀的革命家”“社會主義之實行家”的馬甲。
百余年來,國人看西方,往往是只讀了只言片語,便將胸中塊壘寄托于茲,貌似在學習,其實在撒嬌,無非是給自己被壓抑的理想找個權(quán)威注釋而已,所以錢鐘書先生說“外國一切好東西,到中國沒有不走樣的”,托爾斯泰亦不例外。
1928年,托爾斯泰一百周年誕辰,再度被國人熱炒,而此時他的代表作(長篇小說)相繼譯成中文,革命家們失望地發(fā)現(xiàn),它們遠沒有想象中的“戰(zhàn)斗性”,而列寧曾批評托爾斯泰是“一個頹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憐蟲”,此時已被中國作家們知曉,所以馮乃超怒斥托爾斯泰是“卑污的說教人”,茅盾、周立波、魯迅等也開始“客觀”地看問題,一面承認托爾斯泰的“寫作才華”,一面又批評其“不抵抗主義”。
可什么是“寫作才華”?這其中包含了一個巨大的誤會,以為小說能人為地拆分成“思想”和“技術(shù)”兩個部分,分別修煉完成。而這“技術(shù)”又可以被無限拆分成結(jié)構(gòu)、描寫、造句、組詞……
無限拆分的結(jié)果,就是殺死小說,這種所謂的“技術(shù)”,其實是一套精致的媚俗手段,打著觀察生活、反映生活的旗號,作家們成了故事工人,其創(chuàng)造力被合法閹割。
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當我們意識到托爾斯泰并非“思想家”,只是一名小說家時,我們心中充滿了困惑:一個思想不正確的人,為什么會在西方擁有那么大的影響力?為什么他會走向不朽?
通過對托爾斯泰的文本分析,中國文學發(fā)展出一整套話語體系,比如“現(xiàn)實主義塌陷”“小說本然邏輯背叛了作家的主觀意愿”等等,除了行內(nèi)人自己覺得很形象外,普通讀者只能一頭霧水??傊?,在我們看來,世界上原本就存在著小說的完美模板,誰寫得最接近它,誰就不朽。而在實際操作層面,這個模板就是:語言高度民間化,出場人物越多越好,故事多線索推進,不厭其煩的細節(jié)描寫,對話與敘述穿插,主題與時代結(jié)合……
可現(xiàn)實是,樹立了絕對完美的標桿,創(chuàng)新空間就會被壓抑。中國小說家們確實寫出了一大堆偽托爾斯泰,卻誰也沒能不朽,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一句“中國的托爾斯泰”的阿諛,連見多識廣的楊沫也會把持不住。托爾斯泰是不朽的后門,人人都想從這里擠進去。
上世紀60年代,托爾斯泰大部分譯作被禁止出版,只有晚年“反帝”的內(nèi)容可以公開傳播,他再一次成了“思想家”和“良心”。直到“文革”結(jié)束后,中國讀者才突然發(fā)現(xiàn),托爾斯泰那痛苦而深沉的內(nèi)省,以及對人生終極價值永不停息的追問,竟有如此感人的力量。當“我”終于從“我們”中剝離出來,當雙眼自縫隙中望見自由,托爾斯泰的寫作猶如燈塔,照亮了每一次不肯屈服的跋涉。我是人,我應(yīng)該是萬物中最主動的過客,我應(yīng)該配得上曾經(jīng)的那些苦難。
對于生命,托爾斯泰其實沒有給出答案,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甚至選擇了投降。他寫道,人所要的,不就是幸福嗎?那就去追求幸福唄,為何追問永恒?他為此感到釋然,甚至歡快,但他終于會知道,幸福依然只是一帖麻醉劑。
也許,只有放在人類小說藝術(shù)發(fā)展的長河中,托爾斯泰的價值才能更真實地展現(xiàn)出來,才會明白他所能到處,陀思妥耶夫斯基亦能到,而他不能到處,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能到。老托被熱捧,老陀被忽略,可知小說家的命運不完全由實力決定,只要寫作,就會被誤讀,關(guān)鍵看誤讀后的東西,是否湊巧觸到了時代的痛點。
從不思考永恒的人,對永恒總有過分期待。麻煩的是,他們渴望不朽,卻又要抄近路。這些年,不少中國作家也開始寫長篇累牘的“內(nèi)省”之作,也試圖用一個宏大的架構(gòu)來包裹其干癟的人生經(jīng)驗。不打技術(shù)牌,就打思想牌,再也超越不了“二鬼推磨”的格局,有了偽托爾斯泰這項真正的跨世紀工程,看來,托爾斯泰早晚被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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