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輪后事:沉船之后的人和事

開庭數(shù)日后,被告中聯(lián)公司的股東只剩下周慶云。他本來也有機會帶著全家和財產(chǎn)遠走高飛,但他不想被人戳脊梁骨,決定留下處理賠償事務(wù)。

 

1949年初,上海黃浦江畔,在碼頭送行的市民。攝影/Jack Birns

1949年初,上海黃浦江畔,在碼頭送行的市民。攝影/Jack Birns

 

作者:徐天

 

83歲的周琦琇清楚地記得,1949年1月27日那天是小年夜。

 

幾天后便是春節(jié),上海這十里洋場卻沒有太多過年的氣氛?;春?zhàn)役剛結(jié)束,平津戰(zhàn)役也接近尾聲,國民政府準備遷至臺灣。

 

黃浦江邊,開往臺灣基隆的太平輪上擠滿了人。18歲的周琦琇和表哥、表妹也在太平輪上。他們準備轉(zhuǎn)道臺灣,去香港參加表姐的婚禮。

5點左右,太平輪起航。近7個小時后,沉沒在東海海底。

周琦琇的表哥消失在黑茫茫的大海里,她和表妹在海上漂浮了數(shù)個小時,被澳大利亞軍艦救起。表妹不久不治身亡,周琦琇時而清醒,時而迷糊,在親戚家一養(yǎng)數(shù)月。

 

這樣的家庭巨創(chuàng),周琦琇之父周慶云卻無暇顧及。作為太平輪營運公司——中聯(lián)企業(yè)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聯(lián)公司)的股東,為了籌錢賠償罹難者家屬,他已心力交瘁。

 

租用太平輪

 

1938年,三個浙江老鄉(xiāng)周曹裔、馬斯才和龔圣治在上海興辦了建中公司,做船運。1943年,建中公司更名為中聯(lián)公司。不久后,寧波人周慶云、蔡天鐸入股。

 

周曹裔是大股東,全面負責(zé),馬斯才負責(zé)人事,周慶云負責(zé)財務(wù),蔡天鐸負責(zé)船務(wù),龔圣治身體不好,不太參與公司的事。

公司擁有兩艘船,分別是客貨兩用的安聯(lián)輪和貨船華聯(lián)輪。因貨運量增大,1946年12月,公司向太平船務(wù)公司短期租借了客貨兩用、可裝2050噸的太平輪,日租費300美金。1948年7月14日起,改為長期租用,月租費7000美金。

 

隨著業(yè)務(wù)的興旺,周慶云斥資在上海張園置業(yè)。張園是19世紀末英國人造的花園洋房,位于南京西路和泰興路路口,共有九棟,周家買下的是第三棟。當時,周家有保姆料理家務(wù),周慶云出入有小車和司機。

 

1948年11月,隨著戰(zhàn)事愈演愈烈,國民政府南遷的決定已不是秘密。許多機構(gòu)跟著撤退,中聯(lián)公司也召開了董事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第一,在香港設(shè)立臨時總部,由周曹裔負責(zé)選址;第二,馬斯才去臺灣考察,蔡天鐸安排船只事務(wù),日后把中聯(lián)公司開到臺灣去;第三,周慶云和龔圣治在上海變賣資產(chǎn),負責(zé)收尾。處理完這些事務(wù)后,先去香港述職,再一起去臺灣。

 

1949年年初,香港和臺灣的房子都已買好,八艘輪船正在新造中,公司上下雄心勃勃,準備大發(fā)展。

 

但就在此時,太平輪事件發(fā)生了。

 

太平輪沉沒

 

對周琦琇的表姐的婚事,周家長輩并不太贊同,但作為娘家人,不得不去幫她撐場面,遂決定讓小字輩去香港參加婚禮。

 

18歲的周琦琇和表姐最親,又恰逢寒假,她自然要去。15歲的表妹陸桃仙也要跟著去看熱鬧。表姐的親弟弟孔祥麟二十多歲,周琦琇叫他“三哥”??紫轺胍呀?jīng)工作,便承擔(dān)起買票和沿途照顧兩個妹妹的責(zé)任。

 

反正,坐的是自己公司的船,大人們都頗為放心。

 

1949年1月27日中午,陽光很好,暖融融的。周琦琇吃完午飯,穿著為了參加婚禮新買的麂皮夾克,和三哥、表妹一起到了黃浦江邊,上了太平輪。

 

周琦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上船時,甲板上已擠滿了人,有的躺著,有的坐著。她只能踮著腳,在空隙里穿行。上樓時,她回頭看,甲板上密密麻麻都是人。

 

他們住的二等艙,是四人間。周琦琇和表妹一直興奮地聊著天。

 

船只原定載客508人。但這是年關(guān)前去臺灣的最后一班船,許多人想盡辦法登船。

 

《太平輪1949》的作者張典婉采訪了多位曾在1948年至1949年間乘坐過太平輪的人。他們都表示,那時船票價格早已不是票面價,多用黃金直接換船票。只要與船上工作人員熟識,都很容易無票上船,有辦法的人,拿張名片也能上船。因此,據(jù)后來估計,這一天的太平輪上,實際載了千余人。

 

原訂上午10點出發(fā),后改為下午2點,但時間到了,貨物還在源源不斷地運上船。據(jù)后來的庭審記錄,太平輪上裝了國民政府的各種文件、600噸鋼材、中央銀行的80箱卷宗和商人們的貨物,滿滿當當?shù)摹?/p>

 

將近5點,太平輪終于起航。

 

這一天,沒有風(fēng),沒有霧,是行船的好天氣。因在戰(zhàn)爭中,海上設(shè)有宵禁區(qū),太平輪沒有開燈。

年關(guān)將近,船上的人都在提前慶祝春節(jié)。船上的廚師張順來后來回憶:“看到船上大副、二副們,當天晚上喝酒賭錢。”生還者徐志浩回憶,太平輪一直熄燈急駛,大副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記調(diào)舵,等發(fā)現(xiàn)建元輪迎面而來,掛燈、鳴笛已經(jīng)來不及。

 

當晚11點45分,在舟山群島的白節(jié)山附近,太平輪和裝載木材和煤炭的建元輪相撞。

 

聽到撞擊后,孔祥麟反應(yīng)很快,給自己和兩個妹妹都套上了救生衣,跑到了甲板上。

 

這時,太平輪已開始傾斜。可以坐幾十人的救生船里擠滿了人。周琦琇看到,船員正在放另一艘救生船,一邊的繩索已放下,另一邊尚未解開,太平輪便被海水淹沒了。

 

太平輪上的千余人和建元輪上的74人,統(tǒng)統(tǒng)被拋進了冰冷的海水中。

 

孔祥麟抓住了一根粗圓棍,周琦琇和陸桃仙共同抓著一只木箱子,彼此相望。

 

海上飄浮了許多人,救命聲此起彼伏。有大輪船亮著燈經(jīng)過,卻沒有停下救人。

 

漸漸地,呼救聲少了。然后,一個浪頭過來,孔祥麟不見了蹤跡。周琦琇和陸桃仙在黑暗中大聲喊他,沒有人回答。周琦琇知道,三哥沒了。她自己也凍得幾乎失去知覺。

 

這時候,漂來一塊大木板,上面已坐著幾個人。他們看到這兩個女孩子,就將她們拉了上去。

 

不知道過了幾個小時,已快失去意識的姐妹倆和其他34個人一起,被趕來的一艘澳大利亞軍艦救起。另外還有數(shù)人被周圍島嶼的漁民救起。生還者共40余人。其余近千人,全部葬身東海。

 

被送回上海后,陸桃仙不治身亡,周琦琇被送到一個當醫(yī)生的親戚家里休養(yǎng)。她猜測,或許是因為麂皮夾克防風(fēng),救了自己一命。

 

此后,她每晚都做噩夢,常常尖叫著醒來。有的時候會犯迷糊,昏昏沉沉。

 

寒假結(jié)束一個多月后,她回到學(xué)校繼續(xù)讀書。她努力不去想發(fā)生的事情,專心于補課。

 

凈身出戶

 

最先得知海難的,是船東太平船務(wù)公司。他們立刻給中聯(lián)公司總經(jīng)理周曹裔打電話,周曹裔通知了其他四位股東。

太平船務(wù)公司的其他船只都在歐美保險公司投保,唯有太平輪在中國的保險公司投保。海難發(fā)生后,保險公司無力賠償,宣布破產(chǎn)。

 

遇難者家屬來到中聯(lián)公司,將公司的辦公用品搗毀,又找到周曹裔家,憤怒地砸毀了家具。

 

1月30日,在臺灣的遇難者家屬向警局提出申請,扣押中聯(lián)公司在臺財產(chǎn)。31日,太平輪遇難家屬委員會成立,并召開了記者會。委員會共21人,分總務(wù)、調(diào)查和聯(lián)絡(luò)三組。

 

2月3日,周曹裔與遇難家屬見面。

 

兩天后,搜索遇難者的海川輪返航。家屬正式向中聯(lián)公司提出要求,除繼續(xù)打撈以外,還需給予每個家屬白米100石的賠償。

 

2月,中聯(lián)公司和家屬簽訂協(xié)議,分三期賠付,分別是25石、25石和20石大米。

 

因臺灣法院扣押了安聯(lián)輪和華聯(lián)輪,中聯(lián)公司失去了進項,能用于賠償?shù)?,就是年前賣出的船票錢。

 

中聯(lián)公司的五個股東經(jīng)過協(xié)商,決定賣掉中聯(lián)公司以及位于上海四川中路459號的中聯(lián)總部。但所得并不夠賠償總額。

 

4月6日,上海法院開庭。

 

周曹裔委托馬斯才出面應(yīng)訴,自己離開了上海。不久后,馬斯才也不見了蹤跡。蔡天鐸在臺灣,龔圣治身體不好,家屬們能找的,只剩下周慶云。

 

周慶云的二兒子周琪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開庭前兩個多月里,父親本來也有機會帶著全家和財產(chǎn),遠走香港或臺灣。但父母不想被人戳脊梁骨,決定留下處理賠償事務(wù)。

 

開庭后不久,張園就被兩三百名家屬圍了起來。每一次周家人進出,都被搜身,以防秘密轉(zhuǎn)移財產(chǎn)。

 

周慶云將家里存有的四五根“大黃魚”(上海對十兩黃金的專稱)、70到80根“小黃魚”(上海對一兩黃金的專稱)以及全家人身上的金銀首飾統(tǒng)統(tǒng)賣掉。以后,又賣掉了張園和汽車。這些錢都用來賠償家屬。周慶云唯一的要求是,從中支取一部分,支付保姆和司機的工資。家屬代表同意了。

 

當年5月,周慶云和妻子凈身出戶,除了身上穿著的那身衣服,連被褥都沒有帶走。幾個孩子已由舅舅蘇獨梅提前帶走,暫時住在上海大順旅社。出門前,照例都被搜了身。

 

5月27日,解放軍攻占上海。賠償逐漸不了了之,只履行了七八成。太平輪家屬委員會又在臺灣向法院提出了訴訟。

 

有的家屬自始至終沒有拿到賠償。張祖華的父親隨太平輪沉沒,懷孕的母親張魯琳帶著5歲的大兒子先行去了臺灣,3歲的她最終留在了天津,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F(xiàn)年68歲的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無論在大陸還是臺灣,他們家都沒有收到一分錢賠償。

 

賣血

 

大順旅社的房錢太高,周家很快搬到了上海新城隍廟的一處木板樓,每月租金7元錢。樓下是一間10平方米的客廳,從窄小的樓梯上去,二樓是一間8平方米的屋子,上面還有一個4平方米的小閣樓,三兄弟就睡在閣樓上。

 

此時,周慶云已失去全部生活來源,只能靠向過去的朋友借錢度日。每次借錢回來,他都會在賬本上記一筆。因為無力歸還,時間久了,再也沒人愿意借錢給他。不過,有的人雖然不借錢了,但還會給兩勺米。

 

兄弟三人共蓋一床沒有被面、破著洞的棉花被。衣服多是親戚朋友送的,冬天只有一件棉衣,大哥穿著出門,兩個弟弟就沒法出去。隔壁人家吃完飯,倒了豆渣出來,母親會把豆渣收拾回來,撒一點面粉在其中,給他們做面疙瘩填肚子。

 

他們最期待的是舅舅來的日子。這一天,舅舅總會打一點酒菜,帶一點肉來。

 

很多年后,直到母親去世前,周琪敏兄弟三人才知道,母親從1949年到1950年一直在賣血。拿到幾十元營養(yǎng)費后,她會給家里改善下伙食。她告訴丈夫和孩子,錢是從親戚家借來的,誰都沒有懷疑。

 

1950年,上海市政府來人找到周慶云,希望他去一趟香港,勸周曹裔返回大陸,同時把被臺灣政府扣押的安聯(lián)輪和華聯(lián)輪一起帶回來。

 

周慶云也想重新起家,于是借了一筆路費,去了香港。但周曹裔告訴周慶云,船是不可能要回來的,他自己也不會再回大陸。他顧念昔日情分,給了周500元錢,權(quán)當路費。

 

這一年的下半年,周慶云經(jīng)人介紹,在一家五金廠當了經(jīng)理,每月工資200多元。1951年,周琦琇高中畢業(yè),考上了清華大學(xué)地學(xué)系,學(xué)費、住宿費和飯費全免。之后,周家的第五個孩子出生了。

 

周家的生活總算有了好轉(zhuǎn)。周慶云夫婦開始計劃還債,每個月留多少生活費,用多少錢還債,都事先做了計劃。

 

但是,沒多久,為了支持抗美援朝,周慶云的工資減為100多元,勉強夠一家人開銷,還債的速度也放慢了不少。

 

周慶云之死

 

1956年,公私合營。周慶云作為私方代表,繼續(xù)管理五金廠。家里添了第一件家具——五斗櫥。一年后,家里最小的孩子出生了,是個女兒。

 

1957年,幾個遇難者家屬不知從哪里打聽到周慶云的住址,找上門來要賠償。他和妻子商量后,把五斗櫥變賣,又和公方代表商量,提前支取了三個月的工資,湊了500元給這幾個家屬。

 

當?shù)嘏沙鏊雒孀鲞@幾個家屬的工作,說周家為了賠錢已經(jīng)一貧如洗,請他們不要再來了。

 

1959年1月,北京修建“十大建筑”,上海擔(dān)負了支援任務(wù),周慶云所在的五金廠作為援建單位之一,遷到北京。

周慶云隨先遣部隊到了北京,當天下午去北京市委開會,晚上回到招待所,突發(fā)腦溢血,沒來得及送進醫(yī)院,人便不行了。

 

家人想從上海來北京見他最后一面,但廠里提出,路費要從撫恤金里扣除,他們只好作罷。作為長女的周琦琇一人料理了父親的后事。她將父親的遺骨安放在了八寶山人民公墓,文革時,遺骨不知所終。

 

周慶云屬于因公殉職,廠里發(fā)放撫恤金72元,全家每月還有1元的醫(yī)療費,共73元。周琦琇這時已大學(xué)畢業(yè),在北京大學(xué)地理教研室教書,工資46元。每月,她會將一半的工資寄回家里。15歲的長子周琪雄品學(xué)兼優(yōu),本已保送高中,他主動輟學(xué),進工廠當了學(xué)徒,每月工資十余元。三年后轉(zhuǎn)正,工資45.9元。全家人就靠著父親的撫恤金、大哥大姐的工資過日子。

 

文革開始后,父親被當做資本家,撫恤金停發(fā)。母親再次開始了賣血,補貼家用。

 

紅衛(wèi)兵前來抄家。進了門,他們愣住了,互相詢問:地址記錯了吧?這家這么窮,怎么可能是資本家?

 

還債

 

1975年,母親去世,死時才59歲。

 

那時,周琪敏碰到一個街坊,對方透露,以前總是跟他母親一起去醫(yī)院賣血。家人這才明白,為何醫(yī)生說母親去世前血管癟了,針頭都插不進去。

 

文革結(jié)束后,經(jīng)過爭取,工廠補發(fā)了十年的撫恤金6000多元。全家人商量后,將這筆錢分成了七份:長子周琪雄付出最大,拿兩份,其他五個孩子各一份。

 

他們湊錢在蘇州買了一塊墓地,將父母合葬。父親的骨灰已找不到,就找了些父親的日常用品放了進去。

 

去世前,母親對他們說,她和父親對不起他們,但希望他們一定要把債還清。他們答應(yīng)了。

 

這一年,老大周琪雄已32歲,老二周琪敏也30歲,但他們都沒有考慮結(jié)婚的事,每個月領(lǐng)到工資,就照著父母的借款賬,滿上海地跑,給人家還錢。有的人看著這本厚厚的賬本,會流下淚來。有的人根本不記得借錢的事,說不需要還了,但兩兄弟總是堅持讓對方收下。每還掉一筆債,他們都請對方寫一張收據(jù)。

 

六年后,欠款全部還清。

 

1982年清明節(jié),兄妹幾人將賬本和所有收據(jù)在父母墳前焚化。

 

之后,他們在蘇州城內(nèi)找了一個小館子大吃了一頓。這是過去根本不敢想的奢侈。周琪敏說,那一刻他才知道,什么叫無債一身輕。

 

股東之后

 

周家人與其他四家股東的后人再無聯(lián)系。

 

《太平輪1949》的作者張典婉曾采訪周曹裔的兒子和孫子。他們回憶,全家人后來從香港去了臺灣。臺灣的家不大,周曹裔常坐在客廳里,看著窗外,不說話。提及太平輪時,他總是沉默不語。

 

蔡天鐸的兒子蔡康永,如今是臺灣著名節(jié)目主持人。蔡天鐸唯一一次和兒子說起太平輪,是在他念初中的時候。

 

看到報紙上對“船王”董浩云的報道,蔡天鐸說,董的公司有自己的輪船時,太平輪已經(jīng)航行一段時間了。于是,蔡康永放下報紙,問了一個“很無聊”的問題:“爸,如果太平輪沒有沉的話,我有的時候就可以坐在輪船上,看著海吃早餐了,對不對?”“對呀。”蔡天鐸笑嘻嘻地回答了一句,沒有說別的話。

 

建國后不久,龔圣治就因心臟病去世。馬斯才則徹底沒了消息。周琪敏聽說,曾有人在他的老家見過他。

 

中聯(lián)公司的安聯(lián)輪和華聯(lián)輪自扣押后再未出海,風(fēng)吹日曬,最終成為一堆爛鐵。

 

太平輪沉在東海海底。周琪敏想過打撈的事。“我只是想看一看,這艘船究竟是什么樣子的。”他曾咨詢過打撈公司,得知竟要花費幾千萬元,只好作罷。

 

實際上,建國后,大陸官方已組織了三次海底勘探,第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末期,第二次是80年代初期,最近一次是2010年。

 

2010年7月,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舟山工作站組織水下考古隊,針對太平輪進行物理探測的聲納定位工作。在將近一個星期的努力后,他們在白節(jié)山海域水深55米的海底,發(fā)現(xiàn)了太平輪的蹤跡。

 

不過,下水打撈尚未提上日程。據(jù)稱,除了水流湍急造成的潛水風(fēng)險外,打撈經(jīng)費接近天文數(shù)字也是大問題。

 

如今,周家的幾個子女都已經(jīng)退休,一心想把中聯(lián)公司和太平輪的故事寫下來。為此,周琪敏專門去上海市檔案館,謄抄了很多材料。

 

周琦琇并不愿意和別人談太平輪的事情。第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一說起那一夜的大海,她就淚流滿面。她說,她以為世人早已把太平輪忘卻。她思考了很久,最終同意和家人一起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她希望,把太平輪的故事記錄下來。

 

采訪的那一日,北京已是零下的溫度。周琦琇拄著拐,隨身帶著保溫杯,慢悠悠地走著,看起來就和其他83歲的老太太一樣。直到她說起,自那一夜后,她再也沒有坐過海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