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變——聚焦黃河治理三大新變化

大河之變——聚焦黃河治理三大新變化

 

黃河潼關水文站工作人員乘船前往測量點開展水文測量作業(yè)(4月16日手機拍攝)。 新華社記者 魏婧宇攝

 

大河之變——聚焦黃河治理三大新變化

 

工作人員在黃河頭道拐水文站進行測量作業(yè) (4月20日手機拍攝)。 新華社記者 魏婧宇攝

 

浩浩湯湯的黃河水,從青藏高原奔騰而下,東流入海,澆灌出華夏五千年文明,滋養(yǎng)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

 

新中國成立70年來,黨領導人民治理黃河、保護黃河、開發(fā)利用黃河,黃河走上了一條河流變暢、兩岸變綠、流域內安居樂業(yè)的大河良性發(fā)展之路。

 

黃河暢流

 

對于東流的黃河水,唐詩中有“黃河水流無已時”的吟詠。然而黃河并非“長流無已”,這條大河在上世紀末曾多次出現(xiàn)斷流。

 

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水資源管理與調度局水量調度處處長可素娟說,黃河斷流,受水資源短缺的影響,也和缺少統(tǒng)一調度管理、沿黃地區(qū)無序用水有關。

 

為緩和黃河流域上下游之間競爭性用水的矛盾,國家實施了黃河水量統(tǒng)一調度。1987年,國務院批準了《黃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對黃河水權進行高度集中的行政性分配。1998年,《黃河水量調度管理辦法》正式實施生效,黃河水量開始實施統(tǒng)一調度、總量控制、以供定需,結束沿黃各省區(qū)無序用水的歷史。2006年,《黃河水量調度條例》正式由國務院頒布實施,實踐中行之有效的措施以法規(guī)的形式固定下來、規(guī)范起來。

 

1999年至今,黃河干流已實現(xiàn)連續(xù)20年無斷流。統(tǒng)一調度黃河流域水資源,為國內外解決大江大河斷流問題提供了經驗。

 

日前,記者驅車2600多公里,從河南省鄭州市郊的花園口逆流而上至甘肅省蘭州市,看到黃河水攜萬鈞之勢沖入深山峽谷,又在沃野平原緩緩流淌。在河水連綿不絕的滋潤中,沿岸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得到恢復,河灘地區(qū)形成許多綠洲,水鳥飛翔其間。

 

潼關水文站靠近黃河與渭河交匯處,是黃土高原的邊緣。站長張同強介紹,2017-2018水量調度年度,黃河中游來水量較多年同期偏少34%,潼關段的河水徑流仍然保持正常,年均流量遠超過50立方米每秒的防斷流預警流量。

 

頭道拐水文站位于黃河上中游分界點,緊鄰千年古渡——內蒙古自治區(qū)托克托縣河口鎮(zhèn)。該站公布的最新實測數據表明,頭道拐斷面在2017-2018水量調度年度的最小日均流量為141立方米每秒,為防斷流預警流量的2倍多,整年度未發(fā)生小流量預警事件。

 

雖然黃河干流已暢流20年,但仍存在河道淤積、地上懸河等問題。近20年來,黃河來水總體減少,兩岸用水不斷增加,導致黃河下游的沖沙水量減少,主河槽淤積加重,在懸河之中又出現(xiàn)懸河,形成“二級懸河”。

 

治黃專家告訴記者,雖然黃河上大型水利樞紐工程的聯(lián)合調度,形成沖沙水量為河道沖淤,但是下游河槽仍高于灘面兩三米,汛期的短時集中暴雨,可能造成河槽滿溢,出現(xiàn)潰堤的風險。

 

大河之變——聚焦黃河治理三大新變化

 

這是4月18日無人機拍攝的陜西綏德水土保持科學試驗站淤地壩建設成果(視頻截圖)。 新華社記者 張晟 攝

 

大河之變——聚焦黃河治理三大新變化

 

這是3月17日無人機拍攝的黃河頭道拐上游斷面流凌(視頻截圖)。 新華社記者 張晟 攝

 

綠染“幾”字灣

 

黃河中上游流經黃土高原地區(qū),形成一道蜿蜒的“幾”字灣。“幾”字灣東北部,有一片色彩斑斕的砒砂巖分布區(qū),這便是黃河流域生態(tài)最脆弱的地區(qū)——內蒙古準格爾旗,也是黃河粗泥沙的集中來源區(qū)。

 

上世紀80年代,準格爾旗相繼開展了砒砂巖沙棘減沙生態(tài)治理、黃土高原淤地壩建設、小流域綜合治理等項目。30多年過去了,治理區(qū)早已脫胎換骨。

 

暮春時節(jié),記者來到準格爾旗砒砂巖治理區(qū),只見五彩的砒砂巖披上了由沙棘、油松、山杏織成的翠綠外衣,粉白色杏花點綴其上,清香撲鼻。

 

準格爾旗水利局副局長武志強介紹,通過植樹種草等生物措施和建淤地壩等工程措施,準格爾旗的水土保持治理程度達60%,植被覆蓋率達74%。

 

準格爾旗砒砂巖治理區(qū)是黃土高原生態(tài)治理的縮影。為研究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規(guī)律,黃委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先后在甘肅天水市、慶陽市和陜西綏德縣設立了3個水土保持科學試驗站。

 

天水水土保持科學試驗站是我國第一個水土保持試驗站。已在天水試驗站工作38年的水土保持試驗基地主任蘇廣旭介紹,這里的梁家坪試驗場于1951年開展了全國最早的山地果園試驗研究,龍王溝試驗場創(chuàng)建了黃河流域第一個水土保持牧草試驗原種圃。

 

52歲的李建文,至今難忘小時候在父親工作的慶陽市西峰水土保持科學試驗站南小河溝試驗場抓兔子、掏鳥窩的場景。長大后,他子承父業(yè)來到這里工作,如今已成為試驗場的副場長。

 

他說:“如今的南小河溝,深深淺淺的綠色望不到盡頭,水土流失治理程度已達87%,林草覆蓋率84.5%?,F(xiàn)在林深樹密,可不好抓兔子嘍。”

 

綏德水土保持科學試驗站所在的陜北榆林地區(qū),地處毛烏素沙地南緣與黃土高原過渡地帶。“山高盡禿頭,灘地無樹林。黃沙滾滾流,十耕九不收。”當地的一句順口溜道盡曾經的生態(tài)脆弱。

 

經過多年的治理,如今的榆林已是滿目青翠,林木覆蓋率提高到33%,陜北的綠色版圖向北推進了400余公里。

 

黃委黃河上中游管理局科技處副處長王富貴說:“通過70年來以小流域為單元的水土保持綜合治理工程,黃土高原完成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積約23萬平方千米,林草植被覆蓋率普遍增加10%-30%。曾經黃色的‘幾’字灣,已現(xiàn)勃勃生機,這一片綠色正在黃河兩岸不斷延伸。”

 

分布在黃河內蒙古段兩岸的庫布其沙漠、毛烏素沙地和烏蘭布和沙漠,是黃河“幾”字灣沿岸的“大沙盆”。如今,這里也在上演著由黃變綠的生態(tài)奇跡。

 

庫布其沙漠南緣的內蒙古達拉特旗官井村,在上世紀80年代時,只剩下一棵柳樹。如今經過治理,全村綠林環(huán)繞,一棵樹變成19萬畝樹林……

 

庫布其沙漠生態(tài)治理率已達25%,實現(xiàn)“綠肥黃瘦”的轉變。其防沙治沙的成功實踐,已寫入《聯(lián)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締約方代表共同起草的《鄂爾多斯宣言》。

 

水土保持措施使“幾”字灣變綠,但綠色中也潛藏著危險。黃河勘測規(guī)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金良說,水土保持措施只在一定量級降雨下起作用,一旦發(fā)生超量級降雨,淤地壩可能被沖垮,之前積蓄的泥沙將被全部沖走,水土流失反而會加大,出現(xiàn)泥沙“零存整取”的風險。

 

1998年7月,特大暴雨沖垮了內蒙古鄂爾多斯市西柳溝流域內的水土保持淤地壩,形成含沙量達1350公斤每立方米的洪水,高含沙量的洪水流入黃河,形成一座巨型沙壩將黃河攔腰截斷。

 

“黃河兩岸的生態(tài)治理永遠在路上,生態(tài)恢復更需久久為功。”王富貴說,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復雜難治,入黃泥沙淤積始終是治黃的一大難題。

 

大河之變——聚焦黃河治理三大新變化

 

這是4月24日無人機拍攝的甘肅慶陽市西峰水土保持科學試驗站南小河溝流域綜合治理成果(視頻截圖)。 新華社記者 張晟 攝

 

大河之變——聚焦黃河治理三大新變化

 

這是1982年群眾迎戰(zhàn)黃河大洪水的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fā)

 

馴服大冰河

 

1951年3月中旬,春風拂過北方大地,冰凍的黃河開始“蘇醒”。

 

此時,地處高緯度的內蒙古河段還有較厚的冰層,上游流凌在河道內遇阻,在河套地區(qū)塔爾灣形成巨型冰壩,隨時有漫溢決口的危險。

 

在大堤上指揮防凌的米倉縣(今巴彥淖爾市杭錦后旗)副縣長蔡子萍,眼見水位居高不下,十分著急。有人提議說:“如果能有飛機把冰壩炸塌就好了。”

 

蔡子萍立刻將提議逐級向上報告。電話很快打到北京,中央領導聞訊,立即派出空軍轟炸機飛臨塔爾灣上空,炸開冰壩,解除險情。從此之后,黃河防凌中開始使用飛機炸冰除險。

 

黃河凌汛是由于下游緯度高于上游,封開河不同步,冰凌阻塞河道而引起的漲水現(xiàn)象,多發(fā)生在寧蒙段和山東段,其中寧蒙段凌情最為嚴重。

 

據歷史記載,1855年至1955年的100年間,黃河山東段有29年發(fā)生凌汛決溢,決口近百處。黃河內蒙古段平均每年卡冰結壩20處左右,幾乎年年發(fā)生不同程度的凌汛災害。

 

“人民治黃70多年來,與凌汛的斗爭從未停止。”黃委水旱災害防御局副局長魏向陽說,2000年,小浪底水庫投入運用后,基本解除下游凌汛威脅,2014年海勃灣水利樞紐開始調節(jié)控制后,上游的凌汛威脅得到部分緩解。

 

龍羊峽、劉家峽、小浪底等水利樞紐總庫容600億立方米,在汛期有效地發(fā)揮了“蓄水池”“調節(jié)器”的作用。黃河干支流水庫的修建和聯(lián)合調度,為汛期安瀾提供堅強保障。2000年小浪底水庫投入使用后,輔之以三門峽、陸渾、故縣、河口村等水庫,可使花園口千年一遇洪峰由42300立方米每秒,削減到22600立方米每秒。

 

水庫調度與河道工程、科學監(jiān)控等措施多管齊下,不僅有效防御了凌汛,還保證了桃汛和伏秋大汛歲歲安瀾,書寫了大江大河治理的寶貴經驗。

 

內蒙古五原縣天吉泰村,是一個位于黃河邊的小村子,曾經頻受黃河水害威脅。

 

78歲的村民付二生,經歷了兩次洪水沖毀家園。“第一次是上世紀60年代我20多歲時,在家聽到‘轟隆隆’的水聲,啥也來不及收拾就往外跑。”付二生說,那次大水把村子沖走一大半,村民們在高地上重新蓋了房屋,還在河邊壘起大堤。

 

然而,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次洪水,沖垮大堤,淹沒村莊,村民們不得不再次搬家。

 

“已經習慣了黃河漲水,水漲了,我們就趕著牲畜到‘圪旦’上,等水降了再回來。”付二生說。

 

在內蒙古西部方言中,“圪旦”指平原上突起的高地。受洪水威脅,當地許多村子都建在高處,取名為“李根圪旦”“云家圪旦”“皮房圪旦”……

 

如今,記者來到黃河邊的“圪旦”村,只見河水靜靜流過,岸邊風吹麥浪、牛羊成群,歡聲笑語從農家院中傳出。

 

“黃河水旱災害防治工作任重道遠,片刻不能松懈。”魏向陽說。目前,雖然高標準堤防為黃河穿上了“金鐘罩”,然而上游還有部分地區(qū)的堤防建設標準不高,下游的險工和控導工程沒有及時根據河流水沙變化情況進行調整,對游蕩性河段的約束力有待增強,黃河治理還需要一代代黃河兒女接續(xù)奮斗。

 

大河之變——聚焦黃河治理三大新變化

 

這是4月24日無人機拍攝的甘肅慶陽市西峰水土保持科學試驗站南小河溝流域綜合治理成果(視頻截圖)。 新華社記者 張晟 攝

 

大河之變——聚焦黃河治理三大新變化

 

黃河寧夏段一景(2008年9月17日攝)。 新華社記者 王鵬 攝

 

大河之變——聚焦黃河治理三大新變化

 

位于寧夏吳忠市的黃河國家濕地公園(2018年6月26日無人機拍攝)。 新華社記者 王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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