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瓊瑤維權”看臺灣知識產權保護

一個多月前，臺灣作家瓊瑤致信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領導，舉報大陸編劇于正抄襲其舊作《梅花烙》。信中，瓊瑤稱自己因工作繁忙、對大陸著作權法不太了解，所以才采取“信訪”的方式希望能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日前，瓊瑤宣布，已正式委托律師在大陸起訴侵權方。

 

從信訪到信法，從出離憤怒到拿起法律武器維權，“瓊瑤維權”使兩岸知識產權、著作權保護成為搜索熱詞，臺灣知識產權保護走過的歷程、可資借鑒的經驗也引發(fā)熱議。

 

數(shù)度修法

 

專業(yè)法院集中管轄

 

2014年一開年，臺灣歌手齊秦收到一個好消息，他起訴環(huán)球音樂的著作權官司歷經數(shù)年， 雙方反復上訴，終于全案定讞，齊秦拿回了早年代表作《大約在冬季》等27首歌曲的著作權。齊秦式的著作權糾紛在臺灣并不鮮見，不少臺灣文化名人都告過別人，也被別人告過。今天的臺灣，理直氣壯地主張自己的知識產權(臺灣稱智慧財產權)已經成為社會共識，并且有相當完備的法律保障體系可供“折騰”。

 

時光倒轉回到三四十年前，臺灣還是美國人眼中“盜版和仿冒的天堂”，夜市昏黃燈光下公開售賣的盜版磁帶、錄像帶和后期的盜版光盤，是臺灣一道獨特的風景。美國貿易代表1989年首次發(fā)表“特別301條款”審查報告之后，臺灣地區(qū)不是被列在“觀察名單”中，就是被列在“重點觀察名單”中，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1996年。

 

20世紀90年代以來，因應知識經濟飛速發(fā)展以及加入世貿組織的需要，臺灣數(shù)次修訂著作權刑事立法，調整頻率之高、幅度之大世所罕見。隨著知識產權案件的日益增多，法院系統(tǒng)也進行了由分散審理到集中審理的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改革。

 

臺灣法院系統(tǒng)分為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過去涉及知識產權的訴訟根據其案件性質不同， 由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分別審理，同一案件有時需在民事、行政、刑事訴訟中分別認定事實， 導致法院審判效率低下，專業(yè)性飽受質疑。自1992年起，臺灣“司法院”要求各級法院設立“專庭”審理知識產權案件，但司法救濟的效率和專業(yè)性仍受詬病。2001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加重視改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國際形象，臺灣“司法院”決定設立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專門法院。臺灣智慧財產法院于2008年7月1日成立，在臺灣法院系統(tǒng)中，它與高等法院、高等行政法院級別相同，是唯一可以受理民事、行政、刑事三種類型案件的法院。

 

臺灣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權的集中還體現(xiàn)在“一院兩審”制度。臺灣《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9條規(guī)定：“第一審智慧財產事件，由法官一人獨任審判。對于智慧財產事件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于智慧財產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即在涉及知識產權的民事案件中，當事人對經由智慧財產法院審理的一審民事案件不服提起上訴時，仍由智慧財產法院進行二審 。較為簡單的知識產權案件則仍由地方法院的知識產權庭審理。為了保證專業(yè)性，智慧財產法院還專門設置了技術審查官，其作用在于“承法官之命，協(xié)助法官為技術問題的判斷，技術資料搜集、分析及提供技術意見”。

 

為了加大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1999年，臺灣“經濟部”下設了專門的智慧財產(知識產權)局，將專利、商標、著作權、集成電路布局及商業(yè)秘密保護等業(yè)務集中運作，“經濟部”還建立了跨部會的“保護智慧財產權協(xié)調會報”，每三個月就政策及重大措施進行研議。“內政部”警政署于2003年成立“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強力掃蕩仿冒盜版行為。

 

積極作為

 

司法行政民間協(xié)力

 

2007年，臺中“地檢署”將一名復印外文原版書的莊姓學生依違反著作權法起訴，并求處拘役20天，震動了臺灣社會，收到了“殺一儆百”的效果。此前多年，臺灣大學生都將為省錢復印外文原版書視為“必要之惡”，盡管檢察機關經常對大專院校附近的影印店展開搜索行動，但影印店頂多避避風頭，“陌生的臉、全新的書不接”，學生也照印不誤。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知識產權意識的形成也非一日之功。多年來，在嚴厲打擊盜版侵權行為的同時，臺灣當局相關部門也不遺余力地對社會公眾進行教育宣導，推動業(yè)界自律。相關民間團體也相繼成立，和原來就有的同業(yè)公會一起，參與到保護知識產權的浪潮中來。

 

2002年4月4日，是臺灣電影及流行音樂史上特別的一天。這一天，全臺灣160家影院白天全部關門息影；300多家錄像帶租售店下午2時起暫停營業(yè)；各主要電臺全天不放流行音樂，并在下午4時44分“默聲”20秒；各大報紙的廣告版取消電影廣告，以沉默抗議臺灣盜版泛濫。當天下午，近百名臺港當紅藝人、將近8000名業(yè)界人士身穿黑色上衣，系著“盜版猖獗”“音樂將死”等字樣的白色布條，上街游行，發(fā)出“勞工”一樣的怒吼。

 

2004年6月，臺灣地區(qū)9個關心著作權保護的團體及多家從事影音與出版發(fā)行業(yè)者，宣布成立“臺灣著作權保護協(xié)會”，致力于提升社會大眾的著作權意識，并為政府提供相關的決策意見。

 

在臺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局長王美花看來，多數(shù)民眾并非知法犯法，而是不清楚什么時候需要“使用者付費”，預先提醒民眾，是政府的責任。譬如，臺灣選舉活動頻繁，候選人在造勢、宣傳的過程中，難免會用到他人著作，例如音樂、新聞報道及照片等，是否要取得授權？智財局的“常見之選舉活動涉及之著作權問題說明”提供了相當專業(yè)及詳細的意見：

 

造勢場合或募款餐會播放音樂，會涉及公開演出他人音樂著作(詞、曲)，原則上要向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授權，但是如果造勢活動或募款餐會符合“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則可依著作權法第55條規(guī)定主張合理使用……候選人于政見發(fā)表會或其它競選活動發(fā)表政見及演說，依著作權法第62條規(guī)定，原則上任何人均得利用之，但必須注意的是，專就特定候選人之演說或陳述，編輯成編輯著作者，應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否則即有可能構成侵害著作財產權之行為……

 

民眾知識產權意識日益“覺醒”，也引發(fā)不少爭議，甚至改變著許多沿襲多年的“老規(guī)矩”。過去，臺灣喪禮上的音樂都由殯葬業(yè)者提供。從2011年起，一家音樂業(yè)者認為殯葬業(yè)者所使用的念佛機盜用其音樂版權，于是到各家殯儀館進行錄像、錄音搜證，并陸續(xù)提出侵權告訴，要求每場喪禮支付其音樂版權費新臺幣500元。此舉引發(fā)殯葬業(yè)者恐慌，葬儀業(yè)者公會索性決定，未來喪禮音樂請喪家自理，以避免侵權爭議。

 

臺灣各種小吃店、咖啡館眾多，店家播放的背景音樂是否需要授權呢？根據相關法律，只要牽涉到“營業(yè)行為”，營業(yè)單位都必須要取得音樂公開使用的授權，但一一申請授權實在麻煩。為了讓店家“放心播”，2011年，臺灣中華電信在智財局和多家音樂著作權協(xié)會、唱片公司的支持下，推出了全球首款流行音樂公播服務——“放心播專業(yè)版”，擁有206個音樂頻道，5萬多首最新流行音樂，店家們每月只要付新臺幣1200元便可“放心播”，無須一一取得授權，系統(tǒng)還能隨時新增音樂的數(shù)量，定期更新音樂頻道內容。

 

兩岸合作

 

正視困難戮力前行

 

鑒于瓊瑤在兩岸的影響力，“瓊瑤打官司”也“驚動”了國臺辦。4月30日，國臺辦發(fā)言人在回答相關提問時說，大陸有關版權保護的法律是健全的，相關的司法救濟渠道也是暢通的。兩岸已經于2010年簽署《海峽兩岸知識產權保護合作協(xié)議》，積極維護兩岸同胞的知識產權權益。

 

2010年6月29日，兩岸兩會在重慶簽署《海峽兩岸知識產權保護合作協(xié)議》。為了讓協(xié)議盡快實施，臺灣“立法院”一路綠燈，國民黨和民進黨團加班加點，連夜修法通過。根據協(xié)議內容，2010年12月，臺灣著作權保護協(xié)會被大陸官方指定為臺灣影音制品進入大陸市場前的著作權認證機構，不必再“繞行”香港的認證機構，耗時也從原來的兩個多月縮短為兩天，為業(yè)者節(jié)省了時間和費用。

 

協(xié)議簽署后，執(zhí)行情況良好。在優(yōu)先權申請、案件協(xié)助、著作權認證等方面成果頗豐。兩岸相關主管部門互動頻繁，溝通順暢，專利、商標、著作權及品種權四個工作組已經形成了年度會晤制度，兩岸專利文獻交換自動化數(shù)據合作進展順利。但不可否認，盡管兩岸在知識產權保護上存在著共同的利益與相同的訴求，現(xiàn)實仍存在不少“成長的煩惱”，呼吁加強合作成為歷次相關論壇和研討會上的“老生常談”。

 

隨著技術的發(fā)展，侵權方式更為多樣、侵權成本更為低廉，侵權行為更為便捷，是兩岸知識產權所有人共同面臨的現(xiàn)實。地域的限制、司法制度的差異、調查取證的難度、往返奔波的成本，更是兩岸民眾在維權時必須克服的困難。連瓊瑤這樣的名人都視到對岸打官司為畏途，一般老百姓更是可想而知了。對各大公司企業(yè)來說，更不僅僅是心情郁悶和經濟損失的問題，而是攸關企業(yè)生存與發(fā)展的頭等大事。進一步落實與完善《海峽兩岸知識產權保護合作協(xié)議》，加強知識產權合作，通過知識產權戰(zhàn)略提升競爭力和促進經濟發(fā)展是兩岸共同的目標，為了兩岸人民的福祉，必須正視困難戮力前行。(王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