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統一”勢在必行!臺灣當把握參與“民主協商”的時機

兩岸“統一”勢在必行!臺灣當把握參與“民主協商”的時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5日在京會見前來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的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汪洋強調在堅持“一中原則”與“九二共識”的兩岸政治基礎上,中國大陸愿意和臺灣各黨派、團體與人士就相關問題展開廣泛深入的對話溝通,達成兩岸社會共識。

 

自2013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總結了過去兩岸關系的發(fā)展經驗為基礎,形成了促進“兩岸經濟社會文化融和發(fā)展”的對臺工作策略,并且表現在各種黨政、國際會議等重要場合的時機,一再呼吁兩岸同胞要攜手共圓“中國夢”,在解決臺灣問題的看法上,一方面是鞏固“反獨、促統”,而另一方面則是以“同根同源、民族融合”為情感訴求,體現出來的是兩岸融合與中國崛起的大局觀。

 

可惜的是,臺灣的“陸委會”侑于自身政治意識形態(tài),既沒有兩岸融合與中國崛起的大局觀,反而呼吁臺灣各界在進行兩岸交流時,要遵守相關規(guī)范,不能參與配合大陸的“民主協商”,罔顧其向來所主張的民主跟民意。

 

兩岸統一已勢在必行

 

汪洋在與洪秀柱的會面中強調“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任何勢力阻擋不了”,由此可見,在關系到中華民族復興與核心利益的工作進程上,中國大陸是不會受到任何勢力的干涉的,在國家已經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大局下,國際上大陸與臺灣同屬于“一個中國”的框架是不會改變的,特別是拒絕以兩岸制度差異或意識形態(tài)為借口進行差異分化。

 

其實,早在2015年3月,習近平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時,便提出了“四個堅定不移”,以民族情感來延續(xù) “兩岸一家親”的民族主義訴求,強調臺灣的前途與“中國夢”息息相關,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是通向和平統一的光明大道,可以說是在2016年臺灣“大選”之前就先為兩岸關系定了調,積極掌握了對兩岸關系的主導權與主動權。

 

在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政治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宣示了將實現中國領土主權的完全統一,希望兩岸可以從深化交流合作開展到創(chuàng)新融合發(fā)展的新階段,在“一手軟、一手硬、兩手都要硬”的一貫主軸下“軟的更軟、硬的更硬”,加深“軟手促統、硬手防獨”的力道,因此,單純的“維持現狀”已不是大陸考慮的方向了。

 

就辯證法來說,和平與非和平的兩條路線的統一方式是相輔相成的,不是處于對立面,和平統一與不放棄武力統一取決于環(huán)境與大勢的演變,必須要堅持以和平統一與政治斗爭、以及非和平手段混和并用的大原則。因為兩岸統一的根本基礎是中國大陸的發(fā)展,實力就是統一的根本,包括政治、經濟與軍事等方面,兩岸力量對比正朝有利于這個方向來發(fā)展。

 

習近平在2019年1月《告臺灣同胞書》發(fā)表40周年紀念會上,進一步提出了對于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制度性安排的“民主協商”,在實現國家完全統一作為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上,既闡釋了“一個中國”原則、突顯對于“九二共識”的論述,更凸顯“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已提上日程,臺灣已經沒有“兩個中國”、“一中一臺”、“臺獨”、“獨臺”、“華獨”等“各自表述”的模糊空間。

 

也由于爭取臺灣民心認同統一將是促進兩岸統一的催化劑,所以關于“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方面,中國大陸也一再表示,在兩岸統一后,臺灣人民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臺灣民眾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也將得到充分保障,同時,大陸也不會向臺灣征稅課稅,說明大陸已有更多自信、資源及力量來進行對臺工作。

 

臺灣當把握參與“民主協商”的時機

 

目前,正是兩岸離心力與向心力兩股力量拉鋸的當口,中國大陸已將過去的呼喚轉化為具體實踐步驟,在既有的“反獨、促統”基礎上,直接將“國家統一”作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前提,論述上將更具有時間緊迫感,希望做到讓臺灣人民可以感同身受、達到“心靈契合”,突顯出大陸當前對臺工作的重要方向與要求,臺灣越是拒絕被統、越是讓大陸單方面來單向設計,將來就會被動被統。

 

習近平總書記從民族整體利益與國家戰(zhàn)略的高度,闡述和平統一的必然性,對國家統一的形式與內涵,有較包容性的論述,同時對于“臺獨”也提出堅決反對的立場,從“三個任何”到“六個任何”,展現出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分裂圖謀,在兩岸發(fā)展道路上劃出一條清晰的底線,同時不斷強調兩岸關系發(fā)展的共同政治基礎,并且不排斥促統過程的可能形式。

 

可以說,習近平總書記是以“振興中華、共圓中國夢”的民族主義角度,在堅決反對與遏止“臺獨”勢力下,冀望達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目標。因此,堅定不移走和平發(fā)展道路、堅定不移堅持共同政治基礎、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祉以及堅定不移攜手實現民族復興等這“四個堅定不移”,便成為了中國大陸對臺工作的基本原則。

 

而面對臺灣內部快速變化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中國大陸首先是在“九二共識”方面,有別于以往“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說法,推動以“一中原則”基礎上達成“兩岸同屬一中、共謀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顯示在兩岸統一的愿景下,希望能夠加深臺灣內部對于統一前景的思索,以及對統一議題的緊迫感。

 

其次于制度安排方面,以往是在“一個中國”框架的基礎上,由兩岸行政部門各自授權的代表展開商議;至于現在,由于民進黨與蔡英文當局持續(xù)“聯美親日、抗中謀獨”,中國大陸便轉為只要是認同“九二共識”與“反臺獨”立場的各黨派、各界團體等非官方性質的代表,都能與大陸就兩岸協商進行討論。

 

第三在“一國兩制”方面,中國大陸則是突顯在探索“兩制”的“臺灣方案”上,旨在表明,“兩制”的內容不是大陸片面制定,而是由兩岸民主協商、共同探索出來的,但從目前來看,臺灣主政者在探索兩制臺灣方案的籌碼正在日漸消失中,也讓臺灣在兩岸統一的道路與時機上越走越遠,臺灣各界更應當把握參與民主協商、共同探索的時機。

 

最后于統一方式方面,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提是“兩岸皆是中國人”,如果當臺灣內部到了幾乎無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地步,那么“和平統一”的前提也就不復存在了,“武統”后的對臺政治新框架必將強化國安思維、更加突出行政管制權,屆時臺灣的自主空間會更小。反之,倘若臺灣內部的“中國人”認同度有大幅提升,那么就能“中國人幫中國人”,大陸人民自然也愿意讓臺灣人民享受更多的經濟利益與發(fā)展機遇。(作者 蕭衡鐘 華中師范大學臺灣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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