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發(fā)現(xiàn)的歷程

作者：徐剛（詩人、作家，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

 

北京時間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召開的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杭州的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標志著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主流學術界廣泛認可。在良渚申遺成功將滿一周年之際，讓我們回顧歷史，看看中國幾代考古人是如何一步步“發(fā)現(xiàn)”良渚的；展望未來，又還有多少關于良渚文化的未解之謎有待繼續(xù)探索與發(fā)現(xiàn)。

 

 

良渚文化神徽 資料圖片

 

吳越史地研究會  

 

在考古學家梁思永的《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我們看見了兩處良渚的身影：其一是文章開卷之近末尾處，“1936年秋……西湖博物館在浙江杭州良渚附近，試掘了6處龍山文化遺址。它們的文化‘相’與在河南山東的有顯著的分別，是很容易分辨的。”其二是在梁思永關于龍山文化區(qū)域劃分中，在山東沿海區(qū)、豫北區(qū)外，專辟一區(qū)：杭州灣區(qū)，“這個區(qū)域包括杭縣附近的遺址。這個地區(qū)內的陶器的特征，有著高度不同的圈足的豆和皿，圈足杯，具有或沒有圈足的短頸罐和實足的特式的鼎。大量的圈底、圈足和平行橫線的凸紋，是這個地區(qū)所以異于其他兩區(qū)的特征。圈底顯示出一個重要的技術上的差異。”杭縣即余杭，良渚所在地也。

 

我們已經看到了良渚的出現(xiàn)，或者說出現(xiàn)之初其陶器的特色，梁思永也明確了良渚出土文物，異于其他兩區(qū)的事實，但仍歸屬于龍山文化一脈。

 

梁思永是怎樣知道良渚的？當時吳越江南及杭州灣區(qū)發(fā)生了什么？

 

趙曄在《湮滅的古國故都：良渚遺址概論》中認為，受千百年來圣帝明王體系的影響，當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轟動世界的幾項考古活動，首先是周口店，還有河南仰韶、安陽殷墟、山東城子崖龍山文化、河南后岡等，均集中于黃河流域，江南仍被視為蠻夷化外之地。吳越后人為此而煩惱，而被刺激，而被觸動，而不信有吳越春秋豈無遠古文明。“拿證據來！”這一句話改變了人們的大膽猜想，而成為潛心研究，然后再去動手動腳找東西。

 

一個在中國考古史及良渚發(fā)現(xiàn)史上被偶爾提及的名字出現(xiàn)了：衛(wèi)聚賢。趙曄的作品中給了衛(wèi)聚賢一個公正的評價：“這種情況在20世紀30年代有了變化，由衛(wèi)聚賢等文化界名流發(fā)起組織的吳越史地研究會，在追溯吳、越文化源頭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一批屬于新石器時代的吳越民族先期文化的遺物。吳越史地研究會創(chuàng)辦的《吳越文化論叢》，在傳布吳越文化及其更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那么，衛(wèi)聚賢是何方神圣？衛(wèi)聚賢，號衛(wèi)大法師，出身貧寒，好讀書。他在太原商業(yè)專科學校未畢業(yè)即往北平。他是清華國學院中唯一一個沒有大學文憑，就連中專都沒有畢業(yè)的學生。1926年，衛(wèi)聚賢以《春秋戰(zhàn)國時代之經濟》的論文參考，并被錄取。畢業(yè)后，衛(wèi)聚賢先在南京蔡元培擔任院長的國民大學作科員。北伐戰(zhàn)爭結束，曾于1928年8月，被派帶領一個小組途經上海，前往北平接收北洋軍閥政府的教育部。嗣后大學院改為教育部，衛(wèi)任該部編審，兼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之職。其間，偶然發(fā)現(xiàn)了出自杭州的3件石鏃。

 

 

1986年，牟永杭在反山發(fā)掘時觀察玉器。資料圖片

 

 

施昕更（左）與董作賓在良渚遺址現(xiàn)場 資料圖片

 

衛(wèi)聚賢與杭縣古蕩考古

 

1936年3月，南京，正潛心于吳越研究的衛(wèi)聚賢，偶見立法委員何遂，其當即出示3件石簇，“請衛(wèi)大法師掌眼”。衛(wèi)聚賢一看：“老的！”便問“何處購得？”“杭州。”古董商的話一般不可信，他們?yōu)榱俗约旱纳?，會保守來源地的秘密，甚至指北為南。但衛(wèi)聚賢因為熟悉史地而又首創(chuàng)研究吳越文化之故，忽然有啟發(fā)：倘若吳越之地有故事，吳越先民亦肯定有故事，吳越之地在遠古倘是不毛之地，焉有吳越春秋？稍后，衛(wèi)聚賢赴杭，遍訪古董市場，衛(wèi)大法師不僅見識了杭城古董之繁，而且購得一枚石鏃一件石鏟，可謂大喜過望。當然是老的，因其制作加工故，年代當為新石器時代。可是當問到器物來源地時，古董商便開始信口開河，有說內蒙古的，有說金沙江的，有說四川的，可謂眾說紛紜。倘要取信古董商只有一法，即說明自己不是古董商，衛(wèi)氏以此法得一古董商指點，杭州西五公里杭縣古蕩是也。衛(wèi)聚賢邀約周泳先趕往古蕩，當地正在修建公墓，有挖出來的各種石器，人皆視為無用之物。衛(wèi)、周二位卻如獲至寶，經揀選后廣收殘整石器鏟、戈、鏃等30余件（衛(wèi)聚賢：《中國考古學史》）。衛(wèi)聚賢對古蕩遺址的發(fā)現(xiàn)，取了極為認真的態(tài)度，他在公墓現(xiàn)場所獲是古物，但缺乏地層依據，決定聯(lián)手西湖博物館在古蕩試掘。試掘人員中有時任西湖博物館助理的施昕更。試掘一天的收獲是，石器16件，印紋陶片3塊。時在1936年5月底。

 

試掘收獲在外行看來少得可憐，在內行看來其前瞻性意義卻非同凡響：其一，何遂及衛(wèi)聚賢從杭州購得之古石器，得到了出土地確認；其二，古蕩試掘對良渚地區(qū)的考古工作，產生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施昕更對良渚地區(qū)的考古調查與試掘，正是由古蕩試掘所激發(fā)。古蕩的發(fā)掘催生了良渚遺址的發(fā)現(xiàn)，良渚的發(fā)現(xiàn)，又與何天行及施昕更兩人關系密切，他們對良渚文化的發(fā)展都作了開拓性的貢獻。不久，蔡元培題簽的《杭州古蕩新石器時代遺址之試掘報告》問世。

 

何天行與施昕更

 

1935年，正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求讀的何天行，在考古課老師衛(wèi)聚賢的影響下，沉醉于考古學，也是在杭州古玩市場得到線索，是年暑假對杭縣良渚、長命橋一帶實地考察，征集并采掘到若干石器和陶器。那一個聞名考古界，其邊沿有十一個刻畫符號的黑陶盤，就是何天行在良渚采獲的。1936年大學畢業(yè)，受衛(wèi)聚賢等古蕩發(fā)掘的影響，又到杭縣良渚、平窯一帶踏訪，并從農人家中收集石器、黑陶100多件。當時城子崖發(fā)掘及優(yōu)美的黑陶早已風傳報章，有圖片，何天行對照后認為，良渚同樣是新石器時代重要的文化遺址。何天行的發(fā)現(xiàn)，良渚的石器與黑陶，驚動了蔡元培與甲骨文學者、考古專家董作賓，獲得肯定和贊許。何天行遂即整理完成《杭縣良渚之石器與黑陶》，蔡元培題簽，由吳越史地研究會出版發(fā)行。

 

施昕更于良渚是又一個重要人物，良渚，是他的故鄉(xiāng)，少小時便見到當地有玉器、黑陶和石器出土，有古董商在村子里收購，玉器為貴重者，黑陶和石器則棄之不顧，有的為農人喂雞養(yǎng)鴨置放食料所用。施昕更參加古蕩試掘后的觀感是，古蕩出土之物與良渚所見幾乎一樣。良渚，家鄉(xiāng)故里啊，忽然在施昕更腦海里，生出了一種莫名的神圣且神秘的感覺，誰知道它的地底下埋藏著怎樣的寶物，怎樣的歷史。古蕩試掘后次日，即1936年6月1日，施昕更回到良渚收集石器，獲得了戈、鏟、鑿、鐮等器物。7月、11月，兩次赴良渚踏查尋訪，在棋盤墳附近一個干涸的水塘底，發(fā)現(xiàn)了幾片黑色有光的陶片，交給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館長看后以為是很古的東西，鼓勵他要好好研究，說不定是個重大的考古發(fā)現(xiàn)。

 

其時，城子崖考古報告已問世兩年，施昕更在省圖書館查看資料時發(fā)現(xiàn)，如獲至寶，始知良渚發(fā)現(xiàn)的陶片應稱作“黑陶”，與山東龍山出土物有相似處。于是擬作考古發(fā)掘，根據當時的《古物保存法》，由西湖博物館出面報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核準，決定對良渚一帶進行正式考古發(fā)掘，時間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3月，分三次進行。一、二次的發(fā)掘地在棋盤墳，發(fā)現(xiàn)了紅燒土、殘石器、殘豆把和黑陶片百余件。曾經判斷這里是古窯址，從出土物種類分析非僅窯址也，還是一處古文化遺址，所以第三次發(fā)掘擴大范圍至安溪、長命和大陸等鄉(xiāng)鎮(zhèn)。其收獲可稱空前：發(fā)現(xiàn)良渚文化遺址或遺存12處，出土文物計陶器有：鼎、壸、簋、盤、豆、罐等；石器有：斧、鉞、有段石錛、破土器、犁、鏃等；璧、環(huán)等少量玉器也開始從地下露面。發(fā)掘結束后的同年4月，西湖博物館特地邀請當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考古學家梁思永、董作賓訪杭，并到良渚實地踏訪，對施昕更的工作表示滿意，對良渚文化有美好的展望。然后是以《城子崖》為樣本，施昕更寫考古發(fā)掘報告，名為《良渚》。作者另有對良渚的釋名，高雅而具遠見卓識：“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杭縣境內的古遺址分為三區(qū)，良渚列二區(qū)。報告副題為“杭縣第二區(qū)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

 

《良渚》一書在“緒言”中說：“如欲明了中國史前文化的淵源，及其傳播發(fā)展的情形，在固定不變的小范圍中兜圈子，是不會有新的意義的。我們更需要廣泛的在未開辟的學術園地，作擴大的田野考古工作，由不同區(qū)域的遺址，不同文化的遺物，及其相互的連鎖關系，來建立正確的史觀。這是考古學上最大的目的。”施昕更所言，儼然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考古學家所論，其實當時他只有25歲。作者又稱：“浙江在春秋以前，就有一種若明若昩的感覺，真是文獻不足征也的遺憾。”關于良渚黑陶，施昕更不能超脫當時學界的一般認識，即良渚黑陶文化是龍山文化的一個地域類型，但作者在《良渚》中的記述卻是假設性的：“浙江的黑陶或許是較晚于山東，而亦不妨假定古代沿海平原，區(qū)域文化溝通發(fā)展及民族繁衍之痕跡，浙江黑陶文化可說是在這種情形下面由傳布關系而產生。而形制上大致相同，屬同一系統(tǒng)產物外，究還有若干的異質成分，當為吳越民族所遺留，吳越民族自古為中國文化史上重要之一員，蓋可斷言。”施昕更此番論述，其用詞之縝密，如“或許”“假定”“異質”等留下了諸多伏筆。而關于吳越民族之論，已在追溯良渚人、良渚文化的來龍去脈了，殊為難得。在《良渚》一書中，作者把玉器列入“其他類”，有精彩的描述：“杭縣所出玉器，名為安溪土，駕乎嘉興、雙橋土之上，杭縣的玉器，都是墓葬物。據掘玉者稱，以斬砂土及朱紅土為標識，也是墓葬存在的一證。在出土時所見的葬儀，是很值得注意的，所謂有梅花窖、板窖之稱，排列整齊而有規(guī)則，每得一窖，必先見石鏟，下必有玉，百不一爽。每一窖之玉器，形式齊全，多者竟達百余件，而所置部位，亦儼然如周禮正義圭在左，璋在首，虎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的情形相符節(jié)。又常因窖之所在地不同，而玉有優(yōu)劣之別，一方面固因環(huán)境不同，一方面更為當時殉葬的階級制度不同所致。”對玉器的介紹，施昕更有“曾匯集各處所見杭縣出土之玉器”語，舉凡琮、璧、環(huán)等，無不具備。并稱“玉之色澤亦繽紛燦爛，古色盎然，以青綠色俗名鴨屎青者為主”。施昕更筆下，良渚玉盡善矣！盡美矣！

 

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玉器的精美，舉世無匹，但對此一寶物的認識，可謂篳路藍縷。從金石學到田野調查現(xiàn)代考古發(fā)掘傳入中國，“經過60年考古實踐，20年古玉實物考察，才逐漸揭開奧秘，認識其真面目的”（汪遵國：《文明的曙光：論良渚文化玉器》）。中國人愛玉、重玉、制玉，亙古皆然，其時間遠在文字發(fā)明之前。中國古代玉器，以其溫潤細膩及雕琢之美的特有形式，記錄了中國不同時期的歷史風貌，包括社會心理、風俗、審美乃至神話傳說之源流。玉文化，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化中特色獨具的一個組成部分。良渚玉器出土的歷史，近追清代初年皇宮就有收藏，其時良渚玉第一收藏家，乾隆皇帝是也；藏品中有玉琮，帶沁色，古而艷，乾隆為之取名曰“輞頭”，又為之斷代曰“周漢古玉”。長時間以來良渚玉器被定義為周漢古玉，始作俑者乾隆也。遠追南宋官窯燒制的最具特色的瓷器——琮式瓷瓶，有專家認為良渚玉，尤其是造型獨特舉世無二的玉琮，早在宋代以前就有出土。清末金石學家吳大澂著《古玉圖考》，錄有玉琮，這是歷史上玉琮的第一次以考證方式，被載入圖冊，同時還有精美的繪圖、尺寸、顏色、比例等內容。人們始知這種內圓外方的玉器，正是古代典籍名之為琮，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后來的考古發(fā)掘證實：其源頭在良渚，良渚人所造之良渚玉琮是也。

 

上世紀70年代后期至1986年，浙江考古界經歷了一段郁悶乃至痛苦的時光。自70年代后期始，良渚文化的發(fā)掘屢有收獲，先是江蘇吳縣草鞋山、張陵山遺址發(fā)現(xiàn)良渚文化大墓，上海亦于發(fā)掘青浦福泉山良渚遺址時，有大墓出現(xiàn)。所謂大墓乃規(guī)格更高之謂，墓穴中規(guī)格的判定是陪葬品的多寡。而良渚墓葬之最有價值的陪葬品，非玉器莫屬了。

 

浙江是良渚文化的發(fā)現(xiàn)地，大墓的發(fā)掘卻一直是空白。浙江的考古人都在心里呼喚：琮啊，璧啊，良渚大墓啊，你在哪里？1982年上海福泉山遺址的發(fā)掘，給出了另外一種啟示：良渚文化大墓與高大土墩的關系，這些土墩又往往被稱為“山”，而良渚所多的是這樣的“山”，反山、瑤山、匯觀山、莫角山是也。實者非山而是層壘之土也，是疊筑的墓葬，考古人稱之為“土筑金字塔”，喻其寶貴也。浙江良渚文化考古發(fā)掘的一個里程碑是在反山，高大土墩也，時在1986年5月8日?？脊湃俗⒛糠瓷?，還與“文革”時挖防空洞有關，相傳曾出土過玉器。反山的西端有路，從路邊暴露的斷面觀察，卻沒有遺物。那是東西長約90米，南北寬約30米，高約4米的土筑高臺墩。發(fā)掘開始后，先是掘出并清理了11座漢代墓葬。再挖到1米半深時，已不見任何晚于良渚文化的遺物，“此墩應是良渚人的堆筑，看來已不成問題”。但這畢竟還只是判斷，有經驗的成分，還要看運氣如何。茲事體大，須小心應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在《神巫的世界》中的記述如后：“于是領隊王明達指揮大家，一遍遍地在這平面上進行刮鏟，在編號為T3的探方中部，首先找到了一個南北長約3.1米，東西寬約1.65米的像墓葬形狀的遺跡……當挖下去五六十厘米后，未見任何遺物，這已經超出了以往認識的良渚墓葬的深度。”這時候的發(fā)掘者往往會著急、猶豫甚至懷疑，曾經認識的良渚墓葬，小墓也，所獲得的經驗自然有局限。但繼續(xù)挖，挖下去是什么？誰也不知道。這時候需要一個人，一個決斷，一種智慧和擔當。劉斌繼續(xù)寫道：“此時王明達仍然很堅定，堅持繼續(xù)向下挖。在清理到1米左右深時，第一件良渚玉器終于露頭了，當確認是一件玉琮時，王明達激動地跳了起來……”此即反山12號墓，出土了個體最大的“玉琮和玉鉞”。玉琮的重量達6.5千克，整體寬扇厚重，射部如同玉璧的形態(tài)，除四角分層雕琢神徽外，在四面的豎槽中，均刻有兩個完整的豎槽圖案，這種雕刻的方式也屬于僅見，因此被稱為“琮王”，玉鉞為“鉞王”。

 

反山的發(fā)掘從5月到10月，筆者有幸在10多年后目睹現(xiàn)場，直至2019年舊地重游，雖已成為旅游景點，但墓地依舊，玉器為仿制品，其擺放位置按考古記錄一如當年。當年何年？5000年前，5000年前的江南水鄉(xiāng)，5000年前的吳越先人，5000年前的手工創(chuàng)制，5000年前的神圣精致，5000年前沒有鐵器，5000年前的良渚人如何尋玉、開料、琢磨刻畫出比頭發(fā)絲還細微的線條？反山12號墓是神人精靈魂魄氣息所在地，劉斌說：“我有幸承擔了這座墓下面的清理工作。”他手中的竹簽插進土里，他是在尋找玉器，他僅僅是在尋找玉器嗎？他在尋覓一處源頭，那是我們古老輝煌的文明發(fā)源地，觸摸5000年的歷史和文化，此時此刻，能不生出何其幸運的感嘆！

 

神徽真面目：尋找兩只手

 

良渚的發(fā)現(xiàn)，似乎永無窮盡。琮王和鉞王陪葬的墓主是誰？他無疑擁有特殊的身份，但怎樣才能確定他的身份呢？考古人曾經見過的玉琮上的圖案，原來被視作獸面紋飾，其實不然。劉斌說：“刻在玉琮等器物上的神徽圖案，在反山挖掘之前，一直被認為是一種類似于饕餮的獸面紋……其實是一個半人半獸的神靈的形象，他頭戴羽冠，雙手扶住兩只大大的獸眼，扁寬的嘴巴里，有長長的獠牙伸出，下肢是兩個彎曲的獸爪。”一派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氣概。

 

但發(fā)掘者對此神徽的認知，卻不是一步到位的。蓋因羽冠獸面神人手臂等處的浮雕，細微到似現(xiàn)似隱，如煙如霧，加上在野外，光線明暗不定而模糊，幾被忽略，看不清它的真實面目，只當是云雷紋飾密布的底紋而已。當反山的出土玉器被小心翼翼地送進庫房，經過整理后，領隊牟永杭復端詳這個獸面神人像，他想弄明白朦朦朧朧中的所有細節(jié)，然后判斷此物何物，它和玉琮的關系是什么，于是便有了劉斌《神巫的世界》中的有趣記錄：“牟永杭先生愛好攝影，試著用各種光線拍攝玉器上的紋飾，有一天攝影師張超美在觀察剛剛沖出的照片時，興奮地發(fā)現(xiàn)了刻在浮雕圖案周邊的紋飾，她驚奇地叫了起來，說：‘你們快來看吶，獸面的兩邊原來是兩只手！’我們趕緊放下手中的活，跑到門口來看照片，我們很快都看清了，那確實是兩只手，大拇指向上翹起，是那樣的清晰，仿佛正扶住那像面具一樣的兩只大眼睛。”讀完圖片以后再看玉琮，便是豁然開朗了：“在側光下，我們終于看清了刻在琮王豎槽中的神徽的真面。”它是良渚人心目中神的形象，它是良渚人唯一的神。它也明示了墓中人的身份——王，或者巫，而巫、王一也。

 

無盡的探索與發(fā)現(xiàn)

 

玉琮是良渚文化發(fā)現(xiàn)史上一個重要的節(jié)點，但既非開始，也非終結。反山發(fā)掘之后是瑤山、匯觀山，以及山頂多重土色的祭壇。然后是良渚古城，及其中心地帶莫角山遺址。2007年12月3日，《光明日報》以《良渚古城：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為題，向世界公布：“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杭州宣布，良渚文化核心區(qū)域發(fā)現(xiàn)一座總面積達290多萬平方米的古城遺址——良渚古城。”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認為：“良渚古城發(fā)現(xiàn)的意義不亞于殷墟的發(fā)現(xiàn)……良渚古城是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同時代中國最大的古城遺址，堪稱‘中華第一城’。”

 

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良渚古城，由古城的核心區(qū)及城外祭祀地及良渚水利系統(tǒng)組成。其中有綿延5000米的塘山土垣，至2014年共發(fā)現(xiàn)水壩10處，與土垣組成了古城外圍的治水體系，“通過碳14測年，則可以相對了解到水壩營建的絕對年代。目前，水壩的測年數據都落在距今5100年至4700年，屬良渚文化早中期，與莫角山高臺的始建年代，反山王陵的年代基本一致”（朱雪菲：《神王之國》）。水利專家告訴我，這匪夷所思的水利設施，在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形成約13平方千米的水面，蓄水量約275萬立方米。測年數據還顯示，良渚水利體系并不是短時間內完成的，它是在數以百年計的時間內，在湖沼濕地環(huán)境中，不斷完善、建造而成。治水即治國，良渚古國乃首創(chuàng)首善者也。筆者多寫幾句水利，呼之欲出的便是良渚農耕了。沒有堅實的農耕為基礎，何來制玉，何來神徽，何來琮王？農耕之初，先是野生稻，后來培育稻，水稻也，與水密切相關。《天工開物》云“凡稻旬日失水則死期至”。良渚多水，且有水利系統(tǒng)工程。

 

在良渚，石犁、石錛、石鐮、石刀、千篰、竹罱等農具的先后出土，給出的信息是良渚當時已非刀耕火種，而已進入比較成熟的、生產力大為提高的犁耕農業(yè)。在良渚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那件帶木座的石犁，連托帶底有1米多長，再算上前面拉犁的人，后面掌轅的人，那么這件石犁使用時所占用的前后間距有3至4米，因此推測良渚文化時期，每個田塊的面積已相當可觀”（朱金坤：《飯稻衣麻》）。千篰與竹罱，均為取河泥以作肥料的農具，上世紀50年代筆者兒時，崇明農人還使用千篰挖河泥，先木質，后鐵質，其稱謂未曾變過，千篰是也。竹罱，是用兩根長竹竿底部連著可開啟的夾子，坐小船于河中間，深入河底夾取淤泥再放進船艙而積肥，江南水鄉(xiāng)多此景象，南宋毛珝以此入詩曰：“竹罱兩兩夾河泥，近郭溝渠此最肥。載得滿船可插種，勝似賈販嶺南歸。”良渚人，食稻之民也。

 

至此，良渚的發(fā)現(xiàn)已漸趨豐滿，卻遠未完成。良渚人的祖先是誰？良渚玉琮是怎樣遠走至南越王墓、三星堆、金沙遺址、殷商婦好墓的？當良渚時代，中國與世界特色各具的滿天星斗的文明之星火，是怎樣互相碰撞的？5000年前的世界，是隨大江大河而涌現(xiàn)的人類早期文明相映生輝的時代，良渚其一也。它尚玉，它以玉琮為代表的禮器是禮制的開始，它的神徽是良渚人信仰的明證，它的刻畫符號及文字，是當時之世文明信息的傳遞，它代表中國，它怎能不代表中國？且看良渚古城就有8個故宮之廣大……

 

還有卞家山碼頭及一件木槳，一只出土的完整的獨木舟，良渚人，你是要去遠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