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

《禮記》中云：“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這是黃帝最早作為部落始祖為后人所祭祀。“禘”，是帝王對有血緣關系的始祖的祭祀。有虞氏是黃帝的重孫虞幕所立，其譜系為黃帝—昌意—顓頊—虞幕，其下五世孫為舜；夏后氏為大禹所立，大禹父親鯀的曾祖和虞幕同為顓頊的后代。故司馬遷云：“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其后的商朝、周朝雖不再“禘黃帝”，但從血緣關系上說，仍是黃帝的后裔，且三代王朝都建立在黃帝所開創(chuàng)的大部落聯(lián)盟基礎之上，故在周朝就已形成以黃帝為血緣“始祖”的華夏部落共同體的共識。

或許是因為黃帝這位始祖時空距離日漸遙遠的緣故，迨至后世，血親觀念逐漸淡薄，其形象乃與“上帝”合一。黃帝又成為了中國人精神信仰的始祖?！吨芄佟吩疲?ldquo;自古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畤”，帝王祭祀上帝之處。最早的“畤”，是為祭黃帝而建的“吳陽武畤”。黃帝更成為“五畤”所祭祀的“五帝”之一。公元前767年，秦襄公建“西畤”祀白帝（少昊，黃帝之子），秦宣公在渭南建“密畤”祀青帝（伏羲，黃帝之祖父），秦靈公于公元前422 年在“吳陽武畤”廢址建“上疇”祀黃帝、建“下畤”祀炎帝，秦獻公又建“畦畤”以祀白帝。漢劉邦建“北畤”以祀黑帝（顓頊，黃帝之孫）。漢初皇帝常遣使或親祭五畤。漢以“五帝”對應“五方”“四季”“五行”，其中黃帝對應的是“中央土”，位列“五帝”之首。古代曾有“天一而已，不應有五”的質疑，學者的解釋是：天雖一，氣之流行有所變異，以五人神配五帝，因各得其氣之盛的緣故。

漢武帝時，以“五帝”作為泰一神（漢代國家祭祀的天帝、至高神）輔祀，后逐漸形成祭天輔祀、明堂拜祀和迎氣祭祀的基本制度。明清兩代，祭天時甚至不再以“五帝”輔祀，黃帝更多供奉于歷代帝王廟中。

明清易鼎之際，王夫之慧眼獨具，其作于清朝順治十三年（1656年）的《黃書》中，首次將黃帝視為華夏生民之始祖?！饵S書》跳出一家一姓朝代變遷的狹隘視角，將華夏生民世世代代生活于茲的“中區(qū)”“中邦”視為一個整體，講述的是從“軒轅肇紀”至明朝幾千年間的治亂規(guī)律。難怪章太炎《訄書》中云：“觀于《黃書》，知吾民之皆出于軒轅。”《黃書》中，王夫之尤其強調黃帝確立了“公天下”的典范，不像后世君主皆有“私神器之心”。

我們今天祭祀黃帝，更多是以黃帝為我中華文明之始祖。此兼取“信仰”“生民”與“民族”始祖之義而有余義。“信仰”始祖者，謂以人配天，開啟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天人合德的人文宗教信仰模式；“生民”始祖者，謂黃帝是“始于大公而終于至正”的典范，我生民乃得秉天地之正氣，繁衍生息于茲土歷數(shù)千年而日昌；“民族”始祖者，謂黃帝“存天地之純氣而戒其割裂”，從此奠定了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大一統(tǒng)”的基本格局，構成了今天億萬中華兒女最為堅固的凝聚力與向心力。

我們今天祭祀始祖黃帝，是在呼喚民族最深層記憶中面對危難與挑戰(zhàn)時的勇武與血氣。古代祭黃帝文中常有“首弄兵戎”“鑄兵除暴”等詞句，蓋黃帝生處亂世，“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黃帝“憫阽危，鑄五兵”，最終轉危為安，變亂為治。從此，這種面對危難與挑戰(zhàn)時的勇武與血氣成為中華文明世代相傳的文化基因。魯迅詩云：“我以我血薦軒轅”，良有以也。

我們今天祭祀黃帝，更是在為今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鼓舞、吶喊。始祖“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功化之隆，惠利萬世”，當時無論是馴養(yǎng)牛馬、打井養(yǎng)蠶的物質文明，設官治民、監(jiān)于萬國的政治文明，還是發(fā)明文字、制定歷法的精神文明，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故孫中山祭黃帝文曰：“世界文明，惟有我先。”始祖黃帝的“爰啟文明”之功，無疑是我們今天創(chuàng)造中華先進文明最為強大的精神動力之一。（文圖：張云江、米廣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