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帝王”到“耶穌”：孫中山開啟紀年新歷史

1912年1月2日，孫中山通電各省都督：中華民國改用陽歷，以黃帝紀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旦，黃帝紀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31日）為止。自此，從公元前二世紀漢武帝開始，一直沿襲到清朝末年，前后共用了二千零五十多年的帝王紀年法終止。

1912年元旦開始正式使用公元紀年。同時也使用國號“中華民國”紀年。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幣

這一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展現(xiàn)了以公元紀年為主要形式的陽歷在近代中國的蛻變，也從廣闊的層面上展現(xiàn)了近代中國思想觀念及社會心態(tài)某些方面的重要變革。因為紀年問題不僅僅關涉近代中國現(xiàn)代性追求中的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涉及政府政治權威的建構與民眾傳統(tǒng)習俗的改造。

比較明顯的例子，如明清之際，明末遺民懷念故國，在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清順治在北京建立政權后，仍用崇禎十八、十九年，以至二十幾年，以表示自己不降清朝。辛亥革命前，清末革命黨人反對清朝君主專政，不用君主年號紀年，乃采用黃帝紀年或共和紀年。

那到底我國歷史上有哪幾種紀年方法呢？

干支紀年法。這是我國最早的紀年方法。天支就是天干、地支的簡稱。

古人把十天干（天干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排列組合，成為六十個不同的單位，六十是依次循環(huán)，第一個單位是甲子，第六十個單位之后，又輪到第一個單位。其中干支名稱，參差錯綜，故又稱花甲子，后謂年滿六十為“花甲”，即由此而來。天支紀年一般認為是從西漢后期開始。過去常用天支紀年作為書籍、詩文題目：清俞正燮（字理初）著《癸巳類稿》，即因他癸巳完成此書。

《癸巳類稿》（圖片來自網(wǎng)絡）

帝王年號紀年法，是我國歷史上使用最長我國特有的紀年方法，是我國古代帝王為了紀其在位之年而立的名號。漢武帝建元以后，凡新君即位，例于次年改用新年號紀年，歷代相承。

我國自有年號后，年號就成了皇帝即位后所必須有的標志，用不用這個朝的年號，即說明承認不承認這個政權。三國時魏、蜀、吳三個政權，以魏紀年為主，則是以魏為正統(tǒng)；以蜀紀年為主，則是以蜀為正統(tǒng)。

西歷，現(xiàn)在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通用的陽歷，是以地球圍繞太陽公轉(zhuǎn)一周的時間為一年而制定的歷法。是自羅馬大政治家儒略·愷撒（Caius Julius Caesar）開始的，是在埃及歷學的基礎上改訂的羅馬歷法。

公元（Anno  Domnini，意為“基督紀元”）但并非自基督降生起即行使用的紀年體系, 而是在耶穌死后50多年時向前逆推得到的。人類文明史的許多重大事件都發(fā)生于公元前（Before Christ）。

中華民國建立之后，陽歷取代陰歷成為官方主導的計時方式，紀年變革是政權鼎革的重要特征之一，陳旭麓就說：“紀年的改革是‘皇帝’倒了的結(jié)果，但對中華大地上遠離革命風暴中心的人們來說，正是紀年的改革才使他們相信皇帝已經(jīng)倒了。”今臺灣地區(qū)仍使用中華民國紀年。

主要參考文獻：

[1] 劉乃和：《中國歷史上的紀年》，海豚出版社，2012年。

[2] 朱文哲：《從“耶穌”到“公元”：近代中國紀年公理之變遷》，《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3]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欄目簡介：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是非。海峽飛虹中文網(wǎng)攜手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特別策劃推出《聲音檔案——中山先生的一天》，借2016年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的日子，我們梳理中山先生親歷的歷史事件，為您講述民國的史事與人物，緬懷中山先生的歷史功勛。孫中山先生曾說過：君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