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綱問題回歸法治才是正辦

臺灣《工商時報》14日社論說,蘇迪勒臺風橫掃臺灣,災情不小。唯幸者,反課綱陣營在災前退場,媒體焦點終于從人為抗爭轉向天災控管;這次,也終于少有人批評臺風假放得不對,因為家家戶戶多少都有災情要善后。從正面思考,這場籠罩全臺的超大風雨,就像一劑“政治激情”的退燒針,但愿能讓朝野回歸冷靜,因為除了政治斗爭,臺灣當前還有更多重要的挑戰(zhàn)要面對。

 

我們之所以要特別提到“反課綱”與“臺風假”,在于這兩者代表了兩種令人憂心的臺灣現(xiàn)象。前者仿效318學運,企圖以少數(shù)顛覆多數(shù),危及“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的民主精神;后者則反映政府的管家婆作為經常不被領情,執(zhí)政者自認在各方面為民著想,卻松懈了人民的風險意識與責任感,同理適用在臺灣父母對待兒女的態(tài)度。愛之適足以害之,刁民與媽寶都不是一天養(yǎng)成的,如果不及時扭轉,臺灣社會將陷于卸責諉過的惡性循環(huán)中。

 

東亞的近現(xiàn)代史經歷殖民與戰(zhàn)火,殖民者/侵略者與被殖民者/被侵略者之間存在復雜的恩怨情仇。殖民者/侵略者淡化自身犯行,被殖民者/被侵略者強化民族意識,都是可以理解的現(xiàn)象。但鮮少像臺灣內部這樣,對于當年的殖民者竟存在憎愛分明的兩股勢力,進而又分別與統(tǒng)/和中友日、獨/反中親日的政治理念結合。因此,當韓國正計劃將教科書的主導權收歸國有之際,歷史課綱在島內卻淪為“一個臺灣,兩種認同”的政爭工具。

 

平心而論,近現(xiàn)代史觀從來都是為執(zhí)政者服務,沒有人能宣稱自己代表絕對真理。21世紀的前8年,臺灣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當局以“撥亂返正”為由翻修歷史課綱,過程歷歷在目。同樣的編審流程在陳水扁時代不會被指為程序不正義或黑箱,到了馬時代卻全被污名化,說穿了,就是“雙重標準”在作祟。而“雙重標準”的操作之所以越來越順手,關鍵又在于馬當局畏于社會觀感,在執(zhí)法上一再退讓,綠營又見縫插針,結果不僅導致公權力不振,更讓法治蒙塵。

 

事實上,反課綱學運夸大了課綱的影響力,卻簡化了從課綱到教科書再到歷史教學現(xiàn)場的方方面面。首先,臺灣社會重數(shù)理輕人文,不少高中生早已把歷史課當成睡覺補眠的營養(yǎng)課,歷史老師的無力感又有誰關心?家長肯花大錢讓學生補數(shù)學、理化、英文乃,卻很少聽聞專門補歷史。這才是反課綱運動無法引起社會廣泛共鳴的主因。不少從太陽花以降一直為臺灣史請命的歷史學者,自以為在創(chuàng)造歷史,卻可能弄巧反拙,讓更多學生與大學系所選才避開歷史學門的“是非”,甚而斷送新生代歷史學者與中學教師的生機。

 

其次,高中歷史教師當然不乏有心者,有些人教思辨,有些人教信仰,不論課綱怎么改,他們都不會照本宣科。況且,以前封建時代,禮失尚可求諸野,如今開放社會,多元論述,百家爭鳴,所謂“課綱洗腦論”,根本是欲加之罪。

 

青年是未來的主人翁,當然有資格表達意見,但青年身為民主社會的一員,當然也有義務守法守紀。日本高中生為了抗議右翼首相安倍晉三強推“安保法”,日前也上街頭示威,但沒人盤據公署進而夜襲破壞,這正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展現(xiàn)。

 

反觀新世紀的臺灣,街頭抗爭從紅衫軍、白衫軍、太陽花到反課綱,規(guī)模一次比一次小,示威族群一次比一次年輕,手段卻一次比一次激烈。不幸的是,此次反課綱學運因為有抗爭者自殺、有抗爭者喊出別讓日本不開心,更有抗爭者公然咆哮父母對“國家”沒貢獻,即使最終“出關播種”,以不幸中的大幸收場,卻已在社會拉扯出一道鴻溝、在兩代間投下一道長影。

 

更因為臺灣社會濫情理盲先于法治,政客好施小恩小惠,經常為了特例而破壞通則,對部分學運參與者的違法行為“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正是顯例。長此以往,無疑鼓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不論政黨再輪替幾次,社會都將處于惶惶不安的危境。

 

人治是短暫的,唯有制度可持久,然而賤踏法治容易,維護法治艱難。德國總理默克爾日前當面拒絕一位非法移民的“法外施恩”請求,令小女孩淚灑現(xiàn)場,她卻不為所動,那是舉國上下深厚的法治底蘊支撐才能辦到。臺灣總羨慕別人能,自己不能,卻從不起而行,政治人物甚至率先知法玩法,教壞囝仔大小,如此發(fā)展又如何可長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