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翻手蒼涼 覆手繁華

嚴歌苓

 

7月的香港書展，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會展中心總是人頭攢動卻又秩序井然。香港總?cè)丝诓贿^700多萬，就有100多萬人次參觀書展，用全城出動似乎一點不為過。有人笑談，在香港這個不讀書的地方，人們都湊著書展去讀書了。

 

主辦方與《明報》及《亞洲周刊》合作的“名作家講座系列”一直是書展的重頭戲，今年更是請了20位兩岸三地的重量級作家開講，包括中國內(nèi)地的嚴歌苓、閻連科、金宇澄，臺灣的上官鼎(劉兆玄)、陳雪以及香港的黃碧云、鐘曉陽等。

 

因為電影《歸來》在內(nèi)地和香港的熱映，嚴歌苓的原著小說《陸犯焉識》成為熱門文學讀物，她在書展上“從讀書人到寫書人”的講座也受到極大追捧。敏感、勤奮以及傳奇的人生經(jīng)歷都讓人們對嚴歌苓充滿了好奇與想象，而她的閱歷、知識、經(jīng)驗、修養(yǎng)與人生態(tài)度，則感染了到場的上千名聽眾。

 

繁復的歷史與細膩的細節(jié)在嚴歌苓的筆下水乳交融、縱橫交錯，真可謂“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從“文革”題材到賭徒生活再到校園畸戀，旅居海外的嚴歌苓卻對中國人的當代生活信手拈來，故事講述得精準且又極富表現(xiàn)力。

 

《陸犯焉識》&《歸來》

 

《新民周刊》：從《天浴》、《少女小漁》到《金陵十三釵》、《歸來》(《陸犯焉識》)，你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大銀幕。為什么李安、張藝謀、陳凱歌、姜文等大牌導演都對你的作品情有獨鐘?你是怎么構(gòu)思《陸犯焉識》中的人物和故事的?

 

嚴歌苓：我覺得自己的作品并不都適合拍電影，比方說《扶桑》那么抽象寫意，《陸犯焉識》在我看來也是不可能拍成電影的。但每個導演看我的作品，讀到的東西都不一樣，他們覺得非常有畫面感，有質(zhì)感，好像它已經(jīng)在那兒了。自打李安導演買下《少女小漁》的版權以后，其他導演都趕著來買，好像覺得不買就沒有了似的。最近還收到影視公司的信，問我還有沒有剩下的、沒有賣出去的版權，不管是什么。

 

我寫《陸犯焉識》的時候就打算寫一部完全不能拍成電影的小說。為了這部小說，我準備了20年。去祖父留學時呆過的花花世界華盛頓，去圖書館查閱當年上海文學界的派系之爭，去大西北荒漠采訪勞改干部、監(jiān)獄醫(yī)生，我跟很多人聊過那個時期的事情。

 

我的祖父，應該說是一個少年天才，16歲進大學，21歲去美國留學，讀完博士回到中國，很年輕的時候就取得了很大的學術成就。他的論文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現(xiàn)在美國的網(wǎng)上還有賣這本論文。

 

祖母說，他這個人跟上海的文藝界和學界弄不好，因為他最討厭拉幫結(jié)派，他不去跟人家拉幫結(jié)派，到最后就變成了哪一派都不要的一個人。最后他連續(xù)簽他的教授合同都很困難。終于在他的繼母和他孩子的生活現(xiàn)狀壓迫下，他決定請人家來吃飯，把自己獨立自由的精神放下來，結(jié)果沒有一個人來。我聽我的奶奶說那天他就吐血了。在抗戰(zhàn)發(fā)生的那一年，就是淞滬會戰(zhàn)的時候他就自殺了，對我們家來說就是國難和家難同時發(fā)生。

 

《陸犯焉識》這個故事的前面全是按照我爺爺?shù)慕?jīng)歷來寫的，后半部他在監(jiān)獄里的經(jīng)歷，是按我們家另外一個老親戚——一個在青海被流放了27年的老犯人的經(jīng)歷來寫的。他誤入糖廠，滾了一身糖靠吃身上的糖渣度過饑餓，靠嘔吐的羊雜碎和高粱酒醉翻了虎視眈眈的野狼一家，在釋放大會上遭遇天降鳥糞的奇幻經(jīng)歷，也全部都有真實的出處。如果不去做徹頭徹尾的采訪，我是很難得到這樣的細節(jié)的。

 

我把這兩個老人結(jié)合在一起，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的心靈史、情感史、思想史、家族史。他的故事和經(jīng)歷折射了民族和國家的命運，折射了一個追求精神自由獨立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境遇——他們所苦苦追求的獨立、清高、自由，直到今天仍然顯得難能可貴。

 

可就是拿到這么多真實的細節(jié)，我仍然有糧草不足、匆匆上路的感覺。經(jīng)常感到寫得極其痛苦，好多個夜晚，我都恨不得拿頭撞墻。我拿著酒杯跟老公哭訴，《陸犯焉識》的故事滑出了我的控制，我快要失去寫下去的信心。當我把這部書稿拿給張藝謀的文學策劃看的時候，他說你太牛了!結(jié)果，老謀子又很快買下了它的影視版權。

 

《新民周刊》：你覺得電影《歸來》改編得怎么樣?

 

嚴歌苓：張藝謀用小說最后30頁的框架，通過這個小窗口，讓觀眾去想象陸焉識經(jīng)歷了什么才和妻子重逢，在喚醒過程中讓人們猜測忘掉的都是什么，用“不記得”講到“記得”，這個角度很刁。張藝謀覺得最感動的就是老夫妻經(jīng)歷了大半輩子的蹉跎終于走到了一起，經(jīng)歷大量苦難之后面對生命的殘局，馮婉瑜之前的美好善良，對愛情的忠貞，只剩下一個等待愛人歸來的符號。

 

鞏俐通過表演，強化重復所有的細節(jié)。鞏俐在表現(xiàn)失憶后似曾相識的面部表情，能讓人感受到她曾經(jīng)是那么愛過，那么動人，所以我也跟著掉眼淚了。這個馮婉瑜是鞏俐的馮婉瑜，不是我小說中的馮婉瑜，但是同樣有說服力。

 

《新民周刊》：你已經(jīng)出版了21部作品，不僅高產(chǎn)而且涉獵廣泛。是什么驅(qū)使你每天都在奮筆疾書，每年都有詳細的寫作計劃?

嚴歌苓：對我影響最大的一部作品是我當兵時看的《拜倫傳》，當時讀完非常感動，立志做任何事情都應把自己推向極致。我能夠30年來每天坐在桌前寫作，靠的就是堅強的意志，如果說舞蹈給了我身體上的堅強，那么《拜倫傳》給我的就是內(nèi)在的紀律、鐵一般的意志。

 

在國外，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節(jié)奏，不會催著作者交稿。但國內(nèi)就催得比較急，現(xiàn)在被5個出版社追著，有點像被鞭子趕著往前走。從容選擇題材，從容寫作，是十分必要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由于影視不斷與文學寫作發(fā)生聯(lián)系，我的這種從容正在失去，我正準備捍衛(wèi)自己文學寫作的自由。

 

《媽閣是座城》&寫作訓練

 

《新民周刊》：《媽閣是座城》是你今年1月推出的長篇小說。據(jù)說現(xiàn)在銷量已經(jīng)超過15萬，又是一本暢銷書。很多人反映這部書不一口氣讀下來是不可能的。為什么你作為旅居國外的華人作家，對于當下中國社會的觀察竟是如此敏銳?

 

嚴歌苓：我現(xiàn)在每兩個月差不多就會回國一趟?？赡茉趪獯臅r間長了，每次回到國內(nèi)都感覺暈眩和無比新鮮，中國這二三十年的變化實在太大了，太魔幻了，許多事情都讓人覺得匪夷所思。這個時代也充滿誘惑，寫作的時候很多故事都是從腦海中蹦出來的。

 

有一次回國內(nèi)，一幫很富有的朋友，跟我講了一些賭場的故事。我覺得怎么血淋淋啊、怎么這么殘酷啊，我聽完之后就到了澳門，去找賭桌另一側(cè)的一些人——那些為賭場工作的人，了解他們的情況。這就是我這兩三年來，一直在做的一個事情。

 

《新民周刊》：為了寫作《第九個寡婦》，你去河南采風，為了《小姨多鶴》又去了三趟日本采訪，現(xiàn)在《媽閣是座城》你又跑去澳門體驗賭博，你創(chuàng)作每一個角色之前，都進行大量的實地考察和采訪，似乎是先做記者，再做作家。

 

嚴歌苓：卡夫卡的作品夠魔幻吧，但他的細節(jié)足夠真實。有了真實的細節(jié)，寫作才會有質(zhì)感、有觸感。我在美國寫作班訓練的時候，老師就是讓我們不斷描述看到的東西。

 

為了創(chuàng)作這部涉及賭博題材的小說，我專門去澳門的賭場里體驗生活。我拿自己的錢學賭博，沒想到第一次居然贏了，雖然贏得不多，還不到一千元。不過，第二次去就全輸了。我就想找到他們癡迷的、白熱化的境界，然后也沒找著，但我學會了賭博，至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是懂賭博的。

 

我還跟賭徒、疊碼仔、掮客聊，聊得基本充分了才下筆。在小說出版之前，我把小說給賭桌兩邊的人都看了，他們的評價是“寫得真像”，我也就放心了。

 

《新民周刊》：一進賭場，那種逼人的氣勢，那種蠱惑人心的氛圍，那種欲罷不能的貪婪，那種想贏怕輸?shù)乃枷?，一下子像潘多拉的魔盒被打開，在你的這部作品中得到了完全的釋放。這種寫作的精準和表現(xiàn)力，到底是天賦還是后天訓練習得的?

 

嚴歌苓：我美國的恩師認為寫作是應該被訓練的。像任何藝術專業(yè)一樣，只會使你變得更好，因為你有了訓練，會使你天才的潛力得到更好的挖掘。

 

《媽閣是座城市》是寫賭徒的，其實找故事并不難，關鍵是聽到故事后怎么反復去思考、反復去調(diào)查它，把細節(jié)找到。作家最好是要有一個同情的耳朵，這個同情就是要有共感，共同感受的一種心靈。

 

《老師好美》&女性獨立

 

《新民周刊》：從《媽閣是座城》中的“賭場風云”，轉(zhuǎn)變?yōu)椤独蠋熀妹馈分械男@“不倫之戀”，這個跨度著實不小。你怎么會對中學校園生活產(chǎn)生了興趣?

 

嚴歌苓：在2008年的時候，導演姜文跟我提到說網(wǎng)上有個故事特別好，我回家一看，覺得確實讓我很震驚，我沒想到高中的校園里會出現(xiàn)這樣的故事。高三學生為什么會和他的女班主任發(fā)生畸戀，我試圖尋找出來一些不是很準確的答案，從那時候起，我進入很多高中校園去了解高三學生的生活。我發(fā)現(xiàn)他們基本不學什么新的課文，都是在做考題，非常地枯燥，一天只能睡四五個小時覺，這讓我在國外生活了25年的人來看，覺得很殘酷。

 

《新民周刊》：我看報道說你進入校園去體驗他們的生活，這本書寫得似乎也很艱難?

 

嚴歌苓：第一次去校園，我說自己是個作家，來采訪高中學生。對方說，你不會是嚴歌苓吧?那完了，我的臥底計劃就算落空了。沒法做臥底，我就沒法了解真正的校園生活，看到的都是排練過的課。

 

一直到后來找了一個很好的老朋友，他給我找到了北京一所中學，我跟這些小朋友建立了通訊聯(lián)系。這才漸漸明白他們的感覺，了解他們的情感是什么樣的，直到好像能夠把握一點了，我才開始寫作這本書。

 

《新民周刊》：這本新書講述了一段令人唏噓不已的禁忌之戀。三十六歲單身離異的女班主任，與兩位花樣少年跨越年齡鴻溝，他們那“不能說的”情感糾葛碰撞，擦出危險火花。你想通過這段悲劇性的畸戀告訴人們什么?

 

嚴歌苓：西方有一個心理學家說過一個很奇怪的現(xiàn)象，說戀愛和偷竊是能夠緩壓的，因為這兩件事情都需要精神凝聚，從而轉(zhuǎn)移了你對正在做的事情的壓力?，F(xiàn)在高中生的生活狀態(tài)、學習狀態(tài)太令人擔憂了。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的母親們。書里的兩個母親，一個是拼命給錢，她愛的方式就是給很多很多的錢，另外一個母親拼命給愛，孩子接受她愛的時候很瞧不起她，因為她是一個勞動婦女，很無知。這兩種母親都是我在生活當中碰到的。

 

《新民周刊》：你的作品中很多女性都是外柔內(nèi)剛型的，都非常包容、忍耐，有人稱之為“地母情結(jié)”。你怎么看待男女平等?

 

嚴歌苓：其實中國男女平等一直做得不錯，但男女平等一直維持到男人們開始包二奶，女性蹬上了高跟鞋，想要背名牌包，又不平等了。因為你要把自己做成一個附庸品，我覺得這個很悲慘，所以我又開始感覺到要把我的強壯的女性形象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