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囤核”不簡單

近日，長期囤積核材料事件將日本推上風口浪尖。據媒體報道，冷戰(zhàn)期間美國曾向日本提供331公斤武器級钚，以作“研究”之用。奧巴馬提出“無核世界”構想后，收緊了在此問題上的態(tài)度，從2010年起，美國不斷要求日本歸還，但日本遲遲不予歸還。事件曝光后，世界各國高度關注，我國外交部發(fā)言人也于2月25日嚴正表態(tài)，要求日本對囤積核材料一事進行解釋。

 

日本是標準的“核門檻”國家。據美國專家估算，日本囤積的武器級钚數量已超過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武器級钚持有國，且掌握著增殖反應堆等先進技術。日本的F-15、F-2戰(zhàn)斗機均可作為核武器投送手段;水壓反應堆技術可用于核潛艇及核動力艦船研發(fā);固體火箭技術可用于制造彈道導彈。雖然日本政府一再聲稱不謀求核武器，但囤積核材料一事的曝光，仍讓國際社會尤其是周邊各國對日本的核政策產生憂慮。

 

“核心”不死——

無核政策有松動空隙

 

二戰(zhàn)末，美軍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造成巨大人員傷亡。日本民眾對核武器深惡痛絕，民間反核力量強大，然而日本政府卻未放棄擁核企圖。冷戰(zhàn)中日本政府曾討論過制造核武器的可能。當時主流意見認為，美蘇爭霸格局下，日本擁核會極大刺激美國，讓日本失去保護傘，而且日本地域狹窄，使用核武器就意味著“自我毀滅”。在此背景下，1967年佐藤榮作政府提出“無核三原則”，并將此定為國策。

 

“無核三原則”是指日本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開發(fā)、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不運進的空間效力范圍包括日本的領土、領海和領空，但在“特定海域”(宗谷海峽、津輕海峽、對馬海峽東水道與西水道、大隅海峽)內，允許攜帶核武器的船舶和航空器通過性航行。1977年頒布的《領海法》中，將五條海峽界定為“國際海峽”，排除在“無核三原則”的空間效力范圍之外。近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眾議院會議上稱，發(fā)生緊急狀況時，不否認允許美軍將核武器運進日本的可能性。岸田的這一表態(tài)使得“無核三原則”中“不運進”原則成為空話。

 

“無核三原則”之外，佐藤榮作政府提出的核政策還包括推進核軍控與核裁軍、依靠美國核保護傘與和平利用原子能等。然而，在一些日本右翼政客眼中，這些政策卻為日本擁有核武器提供了借口與便利。

 

“依靠美國核保護傘”是指日本在遭遇國際上的核威脅時，應根據《日美安保條約》規(guī)定，依靠美國的核遏制力量加以應對。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對美離心傾向漸強，“獨立擁核”呼聲日益高漲。美國并未承認“采取行動對付共同危險”是其必須履行的義務，這一曖昧態(tài)度，成為一些日本政客在核安全方面尋求“自主努力”的借口。

 

和平利用原子能是日本發(fā)展核技術的依據。目前，日本擁有50多個核電反應堆，核電規(guī)模世界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法國，日本也成為了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核技術大國。技術的發(fā)展，使一些日本政客萌生了謀求核武器的野心。日本前防衛(wèi)大臣石破茂曾撰文稱：“如果我們從基礎研究起步，需要五到十年才能生產出核武器，但既然我們已擁有核技術，數月或一年就可能造出核武器。”

 

“為核”博弈——

“囤核”并非孤立事件

 

囤積核材料并不是孤立事件，事實上，圍繞日本核問題，相關各方展開過多輪博弈。

 

第一輪是日本與美國為代表的同盟國圍繞核開發(fā)展開的博弈。日本于1941年實施代號為“二號研究”和“F研究”的核武器開發(fā)計劃。由于缺乏核材料與經費，日本在戰(zhàn)敗前沒能研制出核武器。戰(zhàn)敗后，美國對日本進行“非軍事化”改造，日本的核計劃也隨之中止。雖然被禁止開發(fā)核武器，但日本當局千方百計鉆空子，以“和平利用”的名義為發(fā)展核技術爭取機會。出于冷戰(zhàn)需要，美國同日本簽署《舊金山和約》，在核問題上做出讓步，允許日本進行核研究，并答應為日本提供“核保護傘”。

 

第二輪是日本學界與財界圍繞核開發(fā)方向的博弈。1952年，日本學界關于核能開發(fā)問題展開廣泛討論，多數學者主張將基礎科學研究放在首位。1954年，日本政府設置原子能預算后，鼓吹核電開發(fā)的財界四處活動，最終占了上風，取得了原子能開發(fā)的主導權。隨后，內閣不顧學界和民眾的強烈抗議，堅持上馬核電開發(fā)項目。

 

第三輪是日本民眾同駐日美軍圍繞核武器運進的博弈。冷戰(zhàn)時期，為了守住日本這座遠東“橋頭堡”，美國不顧“無核三原則”，向日本運進核武器。1968年，美核動力航母企業(yè)號打算進駐佐世保港口，遭到日本民眾強烈反對，并引發(fā)騷亂。1969年進行歸還沖繩談判時，日美兩國領導人秘密簽署了允許美軍攜帶核武器進入沖繩的文件，雖然雙方沒有公開撕毀“無核三原則”，但協(xié)議對日本的無核政策造成了實質性破壞。

 

第四輪是日本民眾同日本政府圍繞核安全的博弈。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全世界范圍內核事故頻發(fā)，日本也先后發(fā)生了文殊快堆鈉泄漏事故(1995年)、動燃東海事業(yè)所火災事故(1997年)、志賀核電站臨界事故(1999年)、東海村JCO臨界意外事故(1999年)等核事故。制度層面的缺陷集中暴露，日本政府不得不調整核政策，并頒布了《原子能災害對策特別措施法》，規(guī)定事故發(fā)生時中央及地方的責任，但日本政府與民間對核電問題的分歧已難以彌補。

 

第五輪是日本反核力量同主張擁核勢力圍繞核政策走向的博弈。進入21世紀后，安倍晉三、麻生太郎、石原慎太郎、中川昭一等右翼政客多次在不同場合發(fā)表了日本應擁有核武器的言論。2011年3月的福島核事故后，日本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反核運動，右翼政客肆無忌憚的表態(tài)也有所收斂。然而，福島傷疤未愈，日本政府再次松動了核電政策，安倍政府不久前簽署了恢復核電能源戰(zhàn)略草案，日本政府“零核電”的承諾再次被拋棄。

 

通過五輪博弈可以看出，日本民眾熱愛和平，不愿看到歷史悲劇重演，但少數右翼分子卻從未放棄開發(fā)核武器的野心，美國的曖昧態(tài)度也讓這些右翼分子心存幻想。

 

核電背后——

核武狂想揮之不去

 

日本政府以“能源自給”為借口，建造了幾十所核電站。作為一個資源極其缺乏的國家，發(fā)展核能在經濟上確實有很多益處。但不可否認，很多人熱衷發(fā)展核能，事實上有為未來日本發(fā)展核武器留下“命根”的考慮。

 

日本很早就提出“钚循環(huán)利用”的想法，在青森縣六所村對核電站的核廢料進行加工，制造成鈾、钚混合的新型核燃料。同時日本還在福井縣建立了使用钚作為燃料的“文殊”高速增殖反應堆，并“積攢”了大量的钚。目前，加上委托海外處理的份額，日本已積累了44噸钚，其中10噸存放在日本國內，足以制造1000枚核彈。

 

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提出日本“零核電”的構想，曾當面要求安倍放棄重啟核電站。遭到安倍拒絕后，小泉不惜與曾經的“弟子”安倍決裂，在今年2月的東京都知事選舉中，不遺余力地支持與他同持“零核”理念的前首相細川護熙參選，挑戰(zhàn)安倍支持的舛添要一。

 

與小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更多日本右翼視擁有核武器為最大的夢想，同時他們也是核電的鐵桿支持者。比如在此次東京都知事選舉中，右翼政客、前航空自衛(wèi)隊幕僚長田母神俊雄就堅決支持安倍政府重啟核電站的決定。石原慎太郎也支持核電站重啟，他內心的真實想法，其實早已說出口，那就是“核武裝化應該是日本未來發(fā)展的選項之一”。

 

安倍毫不掩飾其執(zhí)政的目標就是實現(xiàn)日本的“富國強兵”，為此強推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為“奪回強大日本”制造條件。正是因為右翼從來都是主張日本核武裝化，所以外界有理由擔心，大力推動右傾化的安倍政府，能否在核問題上堅持正確的態(tài)度。如果日本政府不能以史為鑒，對核政策曖昧而遮掩，在發(fā)展民用核技術中夾帶“私貨”，一味縱容右翼政客對核武器的妄想，那么日本不僅將成為地區(qū)的麻煩制造者，也可能成為包括美國在內世界各國的共同麻煩。陳宏達廖憲